牙医师公会行贿案，检方一口气起诉了八名“立委”，其中蔡煌琅等人身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格外引起社会议论。尤其，此事爆发于谢长廷竞选策略主打清廉牌之际，对谢阵营的竞选局面形同自打嘴巴。或许正因如此，蔡煌琅等人的反弹动作特别夸张，不仅激动喊冤，且直指检察官“打绿纵蓝”；甚至进而带着所谓“特侦组正义人士”提供的数据，径闯“检察总长”陈聪明及“法务部”次长李进勇办公室，做出种种指控，要求得到答复。
事件发展至此，一宗“司法”案件才在起诉阶段，却即将淹没于乌贼战。日后不管是检方的呈堂递证或法官审理，都已被戴上政治力形塑的“司法不公”大帽子而进行；不论过程如何，结果如何，反正整宗案件的形象已由“立委”被告的大幅政治动作给“未审先判”了。
台湾《联合报》就此刊载社论表示，这就是台湾今日的法治景象吗？对“司法”正义尚不愿死心的人，恐怕也只能哀叹：“司法”毁弃，政治雷鸣！
平实而论，台湾的“司法”公信力不佳，受人质疑并非始自今日。其中有出自“司法”体系本身的素质和心态问题，也有来自外力干扰的问题；且两者交互影响，加速恶性循环，造成“政治干预司法”的普遍印象。然而，过去的“政治干预司法”之怨，多出自民间社会、政治弱势者的口中，反映老百姓对“法院是执政党开的”此一既定形象之不满；如今执政党却又跳出来大叫“政治办案”，未免莫名其妙。
近年以来，政治人物涉案而遭起诉、受审、甚至判刑的案例渐多；相当程度上，凸显“司法”力求独立、拒绝政治指挥的一番努力。但“政治干预司法”的污名未易清除，反而成了各方人马受到“司法”约制之后，指控不公的方便工具。从陈水扁的“公务机要费案”到蓝绿天王各自缠身的“特别费”案，几乎人人以“司法”体系为标的而强力攻击。除了马英九为尊重“司法”程序而隐忍至法院判决还其清白后，始对检方的心态与手法提出反击；其它政治人物多半从起诉之初，即摆出不屑“司法”的姿态。吕秀莲“副总统”因“特别费”案而痛批特侦组的一幕，社会记忆犹新。
社论说，检察官可能滥权、程序瑕疵、起诉标准不一等问题，各界讨论已多，甚至“法务部”本身亦指示检讨。尤其“特别费”案具有若干“历史共业”之包袱，至今尚未获得“司法”行政高层统一见解，才导致争议蔓延。不过，在其它案情相对明朗、证据相当确凿的例如贿赂案件中，如果涉案当事人也过度轻率地用上“司法”不公的借口以图自辩，甚至明明身为政治强势者却仍指控检方“政治办案”，则是否轻蔑“司法”体系过甚？
就以这次引起哗然的牙医师公会行贿案而言，蔡煌琅等人身为被起诉者，反而另外提出自行指涉的他人名单洋洋洒洒，反指“蓝营涉案、被检察官纵放者更多”，俨然将自己的角色从被起诉人变成了起诉人。蔡煌琅自认举证历历，逼得特侦组回答“检察官不可能凭传闻办案”。而以“立委”身分直捣“检察总长”办公室提出挑衅的这种大动作，若非倚恃政治“实力”，谁人敢出手？又有谁能做得到？千夫所指“政治干预司法”，但在此一个案中，真正操弄政治影响力的一方，到底是检察官，还是被起诉人？
或许由于过去检方办案未尽服人的阴影，如今的政治人物不仅动辄指责“司法”对自己不公，且人人敢于以片面证据反咬他人，俨然以太上检察官自居。蔡煌琅等尚未能向大众说服己身清白，只能诉诸“蓝营也有人收贿”；谢长廷亦未能撇清政治献金疑云，于是转头反咬“马英九也收过政治献金”。如此手法，一来毁弃“司法”公信力形象，二来放出墨汁掩饰自己涉案真相。如果经此渲染而致全社会都对“司法”公正性起疑，以践踏“司法”为能事，也对“司法”起诉不屑一顾，则往后“司法”还有何公信力可言？
社论最后强调，政治雷鸣已久，若更兼“司法”毁弃，台湾将失守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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