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天的社论说，高雄地院宣判高捷公办六标弊案，五名评决委员，二人有罪，三人无罪。有罪者中的钟善藤、吴孟德，以及无罪者中的周礼良，三人均系由前高雄市长谢长廷指派或委派担任委员。倘若要以此案观察对谢长廷的政治影响，自然不能单论周礼良，亦须探究钟善藤、吴孟德的犯罪因果。
至于弊案与谢长廷究竟有无牵连，由于当初高雄地检署根本没有调查谢长廷，所以起诉的犯罪事实只提到谢长廷指派或委派评决小组委员为止，并无其它的叙述；且当初高雄检方也曾留下一个尾巴谓“将继续追查舞弊造成数以亿计溢付工程款之流向”云云，唯至今亦无下文。这些皆是检方所画红线以外的未知地带。
据闻，“最高检察署”成立特侦组之后，相关资料与其它谢长廷被控的案件如“特别费案”等，均已由特侦组接手侦办。因此，高捷公办六标弊案谢长廷的部分，仍待特侦组完成检方的使命，可谓尚未结案。
社论指出，回头来看高雄地院的判决，由其有罪、无罪的认定，以及已经证实的至少尚有一亿三千八百万元贿款的流向不明，即可明了，当初检方侦查未完备，以致造成了判决结果与检方预期落差极大的现象。换句话说，倘若判决仍留有诸多疑问，责任应在高雄检方，而不是法官的问题。
判决认定，本案舞弊的手法是评决委员利用ＢＯＴ合约规定任一厂商最多只能得到两个标的规定，以及掌握各标投标厂商家数的信息，将公办六标分成三批，每批又分两标开标，且先开只有一家参与的标；荣工公司投三标，但只有荣工公司一家参与的两标被安排先开，荣工公司即“顺利”得两标，依规定在其它标案出局；但荣工公司很有竞争力、价格低于行贿厂商华大成公司，且荣工公司希望得到的ＣＲ5标，却因荣工公司被以技术安排出局，变成华大成一家而如愿得标。至于另一行贿厂商前田／隆大公司得到ＣＯ2标，则是由评决委员以“在地厂商优先、日本厂商合作技术好”等理由，予其优先议价权，再由吴孟德泄漏底标，使其得标。
由舞弊手法来看，不仅非常细腻，且因评决委员须集体决定，若无一定安排及默契，恐怕无法如此顺利让行贿厂商如愿得标。然而，评决委员的判决结果是二人有罪、三人无罪，重大关键在于：担任中间人的张志荣、陈建廷，供认了索贿及行贿情节，且张志荣付款的银行流程也查出详细数据，但仅钟善藤及吴孟德有受贿资料。至于其它标的最后得标金额，均达底标金额百分之九十九，检方虽指控周礼良泄漏底标，却因检方未提出积极证据，而无法认定。
检方指控因得标过于接近底价而导致溢付的部分不计，仅张志荣与陈建廷供认的索贿金额，华大成公司部分达一亿二千八百万元，前田公司部分亦实际支付一千万元，贿款总计达一亿三千八百万元。其中张志荣承认取得四千二百万元，其余则在陈建廷手中。钟善藤受贿三百万元，吴孟德受贿二百万元，亦是由张志荣交付。判决指出，张志荣说其它三千七百万元交给其妻买股票了，但陈建廷手中近亿元下落如何，则完全未交代。也就是说，本件弊案扮演重要角色的评决委员，仅受贿二百万元或三百万元而已，但中间联络人张志荣、陈建廷却取得高达数千万，甚或近亿元的贿款，试问：这是合理的情况吗？
再者，张志荣以其所谓“新文化联谊会董事长”的身分，竟然享有此种机会与权力，可以居间拉拢谢长廷指派或委派的评决委员，收受并分配贿款，这又是何等神通？考虑此点，以及评决委员必须集体决定，则张志荣的供述是否就是全部真相，即大有探究之余地。
社论认为，侦办犯罪搜集证据，是检方的责任。高捷弊案判决结果仅能显示不完整的案情，未能揭露全部真相，其实是源自检方调查的质量不良；正如台开案耐斯集团支付赵玉柱父子的金钱谓为“借款”，或ＳＯＧＯ案迄今仍有巨额礼券下落不明，法院虽有心亦无权处理。高捷弊案的完整真相，还要看现在的特侦组与当初的雄检有没有不同的担当和作风！
（编辑：晓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