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非公务员不入罪死结方能给陈水扁定罪

　　“立法院”新会期将在周五开议，因陈水扁家族涉嫌洗钱案搅得全台湾翻腾，蓝绿阵营都将制定“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列为优先“法案”，希望能借此“引进阳光”，让来路不明的财物无所遁形。
　 
　　台湾《联合报》15日发表社论指出，陈水扁以“竞选结余款”包装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并将这些钱汇出海外，至今仍让办案人员困扰不已，侦查行动似也遭逢瓶颈，首要原因应是缺乏能使公务员对其财产来源“说清楚、讲明白”的法制。

　　其实，“立院”推动制定财产来源不明罪并非始自今日，早在陈水扁涉及“公务机要费”案，红衫军走上凯道“反贪腐”以来，“立院”便有相关“修法”提案。最后因“法务部”反对，雷大雨小，不了了之。

　　“法务部”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若公务员无法或拒绝交代财产来源，即推定有罪，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个“立法”困境，一直延续到今年五月下旬，“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立委”吴志扬所提“修法”草案，仍未解决。

　　当时，“法务部长”王清峰曾在“司委会”指出，吴志扬所提增订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草案条文，包括“超过收入差额巨大”、“有来源可疑之财产”等不明确法律概念，是否构成犯罪完全取决执法人员的裁量认定，显然有违“罪刑法定主义”，而有侵害“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虞；且尚未证明犯罪，仅因公务员之配偶或其一亲等直系血亲拒绝说明或说明不实，即入人于罪，都已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也与检察官负举证责任之规定不符。但由于制定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原是马英九的竞选承诺，“法务部”这一反对，等于宣告“马上”跳票。

　　不过，经过扁家涉嫌洗钱案的震撼之后，“法务部”已修正意见，在参考英国等相关立法事例后认为“无罪推定”不是绝对原则，并从公务员有说明财产来源的“义务”下手，决定在“贪污治罪条例”中增订第六条之一“公务员违反不明来源财产之说明义务罪”，以及第十条增订第二项，视为犯贪污罪所得之财物，可依法扣押、没收、追征、追缴或抵偿。这项草案业经“行政院”完成审查，算是为“立法”防贪迈进一步。

　　社论续指出，扁家涉案的重点，除了陈水扁把外界捐助民进党与捐助他个人的钱全部混同，党库通扁库，导致“黑钱流窜”之外，更在于吴淑珍利用“非公务员”的身分，插手人事安排、收取前金后谢而不受刑事诉追。例如她在ＳＯＧＯ公司股权争夺战中，既让徐旭东、蔡辰洋络绎于往返官邸之途，又收受李恒隆的礼券，却可全身而退，彷佛“非公务员”就有“刑事豁免权”。

　　扁家洗钱丑闻爆发后，陈水扁就不断与吴淑珍切割；于是，凡事雄辩的“陈律师”俨然变成“完全不了解”而听任妻子摆布的懦弱丈夫。其实，检方在侦办吴淑珍涉及ＳＯＧＯ案的作为，也大有“扁式切割”的味道：只依背信、伪文等罪嫌起诉林华德、徐旭东等人（一审判林有罪、徐无罪），却以“非公务员”一刀切割在幕后翻云覆雨的吴淑珍，以及穿针引线的黄芳彦。

　　社论认为，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固然须为“刑法”上的公务员，但过于僵化的定义，根本打击不了智能型的贪污犯罪。当有权力的公务员，直接故意或基于不确定的故意（间接故意）放任妻子、儿媳或亲信“收贿”或“卖官”，行为人难道不该成为“非公务员共犯”？

　　这个“非公务员”不入罪的法律见解，已成扁案的一大死结，也可能成为扁家涉案能否成立或定罪的关键。若“司法”机关不能从法律解释突破，至少也该由“立法”机关修法补救；否则，配偶出面担任“黑手套”收贿无罪，幕后真正的贪污主犯也无罪，公义何在？

[责任编辑：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