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大街是卖假证者聚集地，一张假学生证收费30元，制作过程不到10秒钟。老手一年能赚十余万元。根据法律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因此，为了逃避法律打击，卖假证者多为怀抱婴儿的妇女，更有甚者生育6个孩子。(7月9日 《中国青年报》）
这篇报道让我想起了自己学校门口的那条街。每次路过，总会有人对你喊“办不办证”。情景与中关村大街如出一辙，清一色中青年妇女，不少怀抱幼儿作“掩护”。几百米长的街道，几乎每隔一两米就有一个“办证”的摊位，称其为壮观毫不过分。
这里“办假证”的“繁荣景象”，本地媒体亦多次揭露，甚或说它已是赤裸裸地存在于每位经过市民眼皮底下，然，数年过去，依然如故。车水马龙，如织人流的喧嚣背后，这一主要由外乡人组成的“贩证链”如毒瘤般顽固存在于各个城市。
这些身处街头的“证贩子”只负责“揽生意”，并不制证，作为最低端的一环，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背后的“老大”。招呼人买证，然后获得提成，才是他们关心的。也因此，他们也常成了“猫鼠游戏”的主角，遇到便衣警察，入狱或罚款，都只能“自认倒霉”。神秘的“老大们”显然不会有危险。
叫卖式的“售假”并不精致和隐蔽，竟能在多个城市复制同样的“繁荣”，实令人费解。不得不承认，在面对带着孩子或正在哺乳的“卖证女”时，法律出于人性化的规定“不可采取强制措施”，的确令执法部门有些投鼠忌器。然而，如果仅因为这一点，或者说“法不责众”，就默认了这样的“丑陋”存在，恐也难以服众。
至少，在执法的力度和深度上，似还有开掘的空间。目前，不论是对中关村大街还是笔者所在学校附近街道的“贩证群体”，相关部门大多是运动式“执法”。心血来潮了，就去“逮几个现行”，或开车驱赶下，平日里，却不愿潜伏下来摸清个中利益黑幕。因此，即便偶尔抓住了“贩子”，也只是罚款、拘留了事，隔靴搔痒，无以击中其要害。
实际上，一些媒体的详细报道，已呈现出这一群体很多“细节和特征”。专业的执法部门，没有理由，会做得更差。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售假行为”却束手无策，亦是另一种“灯下黑”。倘警方能长期“注视”这一“现象化犯罪”，顺藤摸瓜，所谓的“带小孩”或“孕妇”，都不会成为障碍。如此钓出背后的“大鱼”，熟稔刑侦技术的执法者，不可能想不到。执法的不彰，也许是在于，对这种“犯罪”，已从视觉和心理产生了懈怠、淡漠，以致无法从精神上将其作为“本职工作”来抓。
再邪恶一点的联想便是，如此明显的“罪化”竟长盛不衰，“黑”与“白”之间或否存在某种勾结。一位证贩子，曾向我暗示，他们的头头有“关系”，不担心“被抓”。
尽管“纸证化社会”趋势的蔓延，也间接催生了灰色办证市场的兴起，不是单一的因素酿成，然而，作为执法部门，沉下心来，摆正态度，提高执法的力度和效度，甚至必要时候从自我问责开始，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正本清源环节。（王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