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家中无青壮劳力，这些妇女不敢抵抗，同时因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新京报》4月18日）
光一个犯罪分子，在17年时间内就强奸116人，居然多次得逞，并且多年来一直平安无事，这足以说明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安之差。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个治安问题，更是一个涉及财政、户籍、迁徙权利、社会保障等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犯罪分子可以强奸116名留守妇女，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在城市的农民工普遍存在“性饥饿”。有调查表明：55%的民工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70%的农民工希望家属能来工地探亲。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也说，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如果农民工不是大量进城打工，农村留守妇女就不容易受到性侵犯；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工的妻子们大多数人能随丈夫到城市，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留守妇女遭受性侵犯，而农民工的“性饥饿”也能大大地缓解。
由于户籍所限，农民尽管为城市服务多年，他却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福利，他们的妻子当然进不了城。即使是临时性的居所，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面对不断高企的房价，他们只有观望的份，对于城市建设的廉租房，他们同样无福可享。甚至，他们连住“贫民窟”都不可能。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称，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原因是我们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如此，农民工的妻子们只能回到乡村，农民工夫妻只能做年终夫妻，还得熬受春运之苦。
解决农村强奸案频发问题，城市不能做旁观者。(杨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