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近些年来，发生的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确是一个治安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治安问题，它更是一个涉及财政、户籍、迁徙权利、社会保障等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农村索取得多，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少，这包括农村治安公共服务的问题，我们在农村投入的警力、物力远远小于城市，农村警民比例远远低于城市。而警力不足，就是政府对于农村治安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所造成的，改变这个问题，需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更需要增强农民的权利，让农民在公共财政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在农村治安服务的投入上，我们是不是导向上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在征地拆迁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维护农民免受犯罪分子侵犯等方面投入不多。二者投入失衡，自然给犯罪分子制造强奸等案件以可乘之机。
强奸案频发还是一个户籍、迁徙权利等深层次问题。如果农民工不是大量进城打工，农村留守妇女不容易受到性侵犯;如果农民工的妻子们大多数人能随丈夫到城市，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留守妇女遭受性侵犯。问题是，由于户籍所限，农民尽管为城市服务多年，他们却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福利，他们的妻子当然进不了城，他们的孩子也进不了城，成为留守儿童——这又是另一个社会问题。
解决农村强奸案频发等问题，不仅仅要在社会治安上着力，恐怕我们更需要多从增强农民权利等更为宏观的问题来考虑，如此，才能让农民生活得更有安全感，更有尊严。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