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蔓延引发权威金融机构全面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之时，包括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GDP的可信程度。
或许，这个已经沿用多年的经济指标并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世界经济活动的真实面目？或许，过分信任GDP导致经济层面中真正需要关注的领域被忽视？
经济“卫星云图”
自从引入应用以来，GDP勾勒经济活动全貌的作用好比“卫星云图”之于气象状况。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纽约经济学教授西蒙·库兹涅兹应国国会议员要求，负责编制一种能反映经济全景的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指标终于问世，即沿用至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经典经济学定义，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一般而言，GDP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用公式表达为：Y=C+I+G+(X-M)。
GDP的计算方法清晰明了。因为以自由市场价格水平为统计基础，GDP计算结果客观可靠，统一的标准也有利于各经济体横向比较。
半个多世纪以来，GDP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能够反映一国经济运行状况，还被视作衡量国力强弱与财富多少的标准。有人甚至将GDP比做描述经济概况的“卫星云图”，不仅显示当下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还能预测未来经济走向。
有了GDP的帮助，决策者可以判断经济是萎缩还是膨胀，是严重衰退还是受通胀威胁，需要予以刺激还是加以控制。如果没有GDP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很可能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报告特别指出，GDP仍然是衡量各国经济水平至关重要的指标。
当前这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的GDP收缩显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之下，GDP的可靠性遭到质疑，“重建GDP”成为不少经济学家当前的关注热点。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将在今年4月出台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
增长幻象
GDP这一相对客观指标的引入，对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指标的诸多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
目前任职纽约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作为评价经济状况的指标，GDP一直存在缺陷。当前金融危机令GDP的不足之处更加显眼。“这场危机显示，美国的GDP数据完全错误，”他说。
“看到美国自2000年以来的GDP增长，不少人说：‘你们增长迅速，我们得加以仿效。’但这并非可持续、公平的增长方式，”斯蒂格利茨解释。“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的处境已经比2000年差远了，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衰退的10年。”因为GDP的误导，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只是一种幻觉”。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例如，政府建造监狱的支出与创办大学的支出没有区别；处理核事故的花费和对太阳能项目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一样。更不用说，从地底开采石油只会被看成增加国民财富，而不会被认为是资源损失。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只关注经济增长却忽略社会发展是GDP应用的主要缺陷。
去年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时，美国作者约翰逊·罗指出，机械地计算经济产出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发展水平。依照这种计算方法，接受昂贵治疗的癌症晚期患者和花费无数打官司的离婚者都是促进GDP增长的“英雄”。
“接下来，我们将听说‘疾病引领的经济复苏’，”罗说：“为了刺激经济，我们只要鼓励人们生病。”
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调查法国家庭2001年到2006年的支出状况。结果发现，由于房屋价格和住房成本大幅增加，法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在5年内减少了近一半。这段时间内，虽然GDP数字显示法国的整体财富增加了，但法国家庭却感觉实际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主任让-菲利普·科蒂说：“GDP本意在估量生产和经济活动产出，并无意对社会安康作出评估。”然而，“如今不少影响社会安康的层面高于或超出GDP的覆盖范围，因此有必要对GDP加以完善。”
寻找新尺度
因为不满于GDP概念的缺陷，斯蒂格利茨和森等24名科学家在去年响应法国政府倡议，致力于制定一种能够更加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斯蒂格利茨和森等经济学家为此探讨了三个方面的议题：如何改善GDP标准？如何将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因素计入GDP？如何创造新的指标以评估生活质量？
目前任职哈佛大学的森说，委员会不大可能“发明”单一指标取代GDP，而将建议以类似“汽车仪表盘”的多项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在这个“仪表盘”上，GDP仍是关键指标，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也将加入其中。
森解释，新标准的制定不仅考虑到市场作用，也计入经济活动中人的因素，从而引导决策者全面平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当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选民最关注的可能是如何保住工作和收入。经济复苏之后，如何实现有利社会并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则可能成为关注焦点。
科蒂则认为，改善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计算GDP数据时分类更加细化。第二，新指标应该纳入更多非市场行为，例如人均休闲时间和儿童看护等因素。按照传统的GDP计算方式，照看儿童和看护老人对经济增长并无贡献，但对社会和家庭却颇有价值。
实际上，联合国早已试图用指标方式评估各国的生活质量，并编制出基于死亡率、文盲率等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参与编制这一指数的森说，反映GDP所忽视的社会问题时，这些指数非常有价值。他还强调，教育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对于制订经济政策同样至关重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探索走出GDP的迷思。其实，GDP的缔造者库兹涅兹早就警告这种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他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说，GDP既排除了做家务等无法计价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又不能计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损耗，“因此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GDP表现出来”。
寻找衡量社会财富的新指标时，经济学家也在反思如何为商品和市场行为以外的行为和物品定价。空气和江河湖水当真免费吗？污染、噪音又当如何计价？蓝天、白云等自然美景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或许，GDP为人诟病就在于它没有计入经济增长对环境、自然资源、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作者:田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