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奖作为一种筛选和评价机制,其功能之一在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奖励人才。然而,有不少奖项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评完之后,却没有相应的后续机制,致使得奖选手无用武之地,只能去转战别的奖项,主办方也机械地进入了新一轮评奖的筹备工作。如此一来,便成了为评奖而评奖,为得奖而得奖,评奖活动因为后续工作的缺失而削弱了自身的功用。评奖之后做什么?近日由中国音协主办的二胡名家和中国音乐金钟奖得主赴湘西送教活动,或可看作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金钟奖评委、二胡演奏名家邓建栋以及历届金钟奖获得者的代表——琵琶演奏家杨婷婷,古筝演奏家宋心馨,二胡演奏家谭蔚、李仓枭、闫国威,借由中国音乐金钟奖这些年的影响力,这支来到湘西的民族器乐小分队的分量不可谓不重。更可贵的是,在器乐样式、演奏技法、演奏理念、年龄结构上他们也能够互相补充,因此在湘西吉首、慈利等地的文化馆,他们可以分班分小组地对学习民乐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几天的巡讲时间里,孩子们一一演奏,老师们先看后讲再示范,手把手地矫正持琴、快弓和揉弦的技巧方法,也深入浅出地讲解对乐曲的处理、对乐曲完整性的理解等理论问题。孩子们带着学艺过程中的“疑难杂症”而来,在解决了各自问题、领略了大家风采、拓宽了艺术视野之后,兴奋而归。无怪乎旁听的家长们对送教活动的“实惠”感慨不已。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艺术评奖,是缘于我们对高、精、尖的艺术人才的关注,这对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至关重要。优中选优、尖中拔尖,本身就是文化发展成果的一个推举过程。但与此同时,当我们逆着这条推举之路往后看,艺术人才的产生土壤是怎样的?他们的成长道路是否具有借鉴意义?相应的艺术教育、艺术培养的路径是否合理?整个文化气候对艺术发展来说是否是良性的?这些是更广阔的、更基层的、更复杂的问题,但却是我们在关注高、精、尖的个体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的问题。它的起点,可能正是今天在湘西学习器乐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没人知道,若干年后金钟奖领奖台上的耀眼光芒是否正始自这第一次与大师亲密接触时内心的火光。对于中国民乐界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一次教学活动,对于这些在大山里生活艰苦、信息闭塞、师资缺乏的孩子们来说意义非凡。正是以这样的活动方式,金钟奖回馈了产生它的土壤,在把人才层层筛选地“评”上来之后,把孕育更多人才的种子“种”了下去,种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技能和方法,更是对音乐世界的开阔认识,对学艺道路的踏实坚持,对艺术、对美的信仰与爱。把这些种子种下去,也就把艺术人才的接续、艺术土壤的培育、艺术发展的未来种了下去。
“种”也有种的方向问题。评奖某种程度上是对名气的肯定,出名便有了作秀的“嫌疑”,少儿器乐学习又是一个有潜力的教育市场,有市场,也便有了利益的“争夺”。如何不让送教活动变成名人名家的作秀与走过场,如何不让考级班、大师班等等市场行为和功利意识干扰送教的服务功能和公益性质,如何让一时一地的送教与更基础、更长效的其它扶持机制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任务。
中国音协以朴实、谨慎的态度迈出了这第一步。正如作曲家徐沛东所言,“文化大发展的决策希望唤起的是全社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而不是对文化利益的索取。在那么好的文化发展环境里,我们如果不是做添砖加瓦的工作,而是忙于淘金,那就会越走越偏”。在这个意义上,端正方向比加大步伐更重要。此次送教活动就联合刘天华阿炳中国民族音乐基金,每到一地都将拨出一部分专款,用于学艺孩子的路费、买乐器和教材的费用。此外,在送教下乡的同时也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把基层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文化的生态地图勾勒出来。一项针对少儿歌曲的创作调研活动就即将展开。
相信这些“种”下去的努力,反过来也会推进评奖活动的改革和完善。只有清楚地了解了自己所植根的土壤和气候,才会更有针对性地找到前进的方向。评奖不是摘果子,选拔出来的人才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得到更深的培养,也需要发挥火种的作用,带动更多的人才,为社会所用。由此说来,评奖结束以后,工作才刚刚开始。只有把人才的种子“种”下去,更多更强的人才才能被“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