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乱象 台湾民主公信力几近崩盘

　　台“立法院”成为不折不扣的“时事回应院”，这种自甘堕落的景象，已使“国会”从过去“政治发动机”的角色不断自我边缘化，从过去“领导民意”退化为被“民意推着走”，甚至到了被民意“鄙视”的地步。台湾《联合报》今日刊载社论指出，今天的“国会”，既无政策讨论的功能，也几无主动产出法案的作用，甚至连培植政治菁英的功能都已丧失；这样的“立法院”，如何自我期待？如何有利于台湾？执政党必须加强党政协调，扩大政策参与，把党籍“立委”视为决策团队的一份子，才能争取他们在“立法院”的支持。“国会”的朝野协商机制必须设法改善，加强委员会功能及资深、专业“立委”的影响力，才能提升议事品质及“立法”水准。包括“立法院长”角色的拿捏，在维持“议事和谐”之外，要有更高的民主追求。　

　　全文摘编如下：

　　台“立法院”第二次临时会草草落幕，除了因应“广大兴案”而通过的渔业法规，及因应“洪仲丘案”而翻修的军事审判法规，仅通过了几个零星的组织法案。至于民众关注的“核四公投”及“服贸协议”，则以在野党霸占议场、而执政党弃守战场作收。“立法院”成为不折不扣的“时事回应院”，也让自己的角色从政治核心退到边缘。　

　　从近几个会期的表现看，“立法院”留给民众的印象只有两个：其一，是永无止尽的议事抗争。在野党遇到有意见的法案，就以攻占主席台或霸占议场杯葛，让议事功能完全停摆；而占“国会”多数的执政党，则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其二，是“密室分赃”。“立委”在“立法”及议事上缺乏表现，却透过朝野密室协商各取所需；法案有如菜市场的猪肉，被放在砧板上称斤论两。　

　　朝野“立委”或许毫无自觉，但这种自甘堕落的景象，已使“国会”从过去“政治发动机”的角色不断自我边缘化，从过去“领导民意”退化为被“民意推着走”，甚至到了被民意“鄙视”的地步。试想，以往各种“修宪”、环保、经济发展等重大议题，都是在“国会”殿堂发动，经过正反双方的论战，才形成为政策；而如今，人们何曾见到“立院”还有引领风骚、创造议题、激荡想像的能力？　

　　“立法院”的沉寂和沉沦，可归结为几个因素：第一、是“立委”的平庸化及民主素养的下降。由于选制的变化及蓝绿对峙的形成，排挤了理性问政空间，平庸和偏激之士反而胜出，“立法”品质劣化是必然趋势。在无法凭论战一较高低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便不再受到尊重，而演成“多数服从少数，少数杯葛一切”。因为无法辩论，所以就杯葛议事，不仅让台湾的民主变成国际笑话，人民的选票也如同废纸。　

　　第二、是执政党意志及凝聚力的散失。国民党在“国会”虽占绝对多数，但在个别议题上，主政者却往往无法号令党籍“立委”；许多“蓝委”因个人利益的考量，对“中央”决策表现得无心无力。行政部门对执政党“立委”只有尊重而无信任，执政党“立委”对政策缺乏参与感，使得“行政”和“立法”部门严重脱节，执政党在“立院”徒具虚名。　

　　第三、是朝野协商机制被滥用。协商机制的法制化，使得各项朝野争端都透过协商、而非政策辩论解决。事实上，在野党发动许多杯葛，都只是为了能在协商密室里争得更多筹码；于是，正当的议事手段被舍弃，却让少数人只手决定一切。这已不是民主代议，而是寡头垄断。　

　　协商机制滥用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立法专业的斲伤。一个民主“国会”，各专业委员会和资深、专业型的“立委”理应在“立法”过程里扮演重要角色；但在“事事皆协商”下，往往轻易推翻委员会和专业“立委”的意见。因专业“立委”不如表演型“立委”受到重视，“立委”退化到以“回应时事”作为主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人们指责“总统”及行政部门失能时，不能不注意到此一现象其实有很大部分是立法部门的失能所造成。试想，“立法院”在短短数日匆匆决定“军事审判法”、“国安法”的修法方向，来不及深思便火速“三读”；而原本应该要讨论的“核四公投”、服贸协议乃至年金改革、公债法等却被束诸高阁，不容有讨论的机会；这样的“立法院”，如何有利于台湾？今天的“国会”，既无政策讨论的功能，也几无主动产出法案的作用，甚至连培植政治菁英的功能都已丧失；这样的“立法院”，如何自我期待？　

　　要提升政府职能，执政党必须加强党政协调，扩大政策参与，把党籍“立委”视为决策团队的一份子，才能争取他们在“立法院”的支持。“国会”的朝野协商机制必须设法改善，加强委员会功能及资深、专业“立委”的影响力，才能提升议事品质及“立法”水准。包括“立法院长”角色的拿捏，在维持“议事和谐”之外，要有更高的民主追求。毕竟，一个连会议都无法进行的“国会”，已丧失了台湾支柱的角色；而失去了代议功能，“立法院”恐怕也只是装饰民主的花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