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海德堡大学博士，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煽动战争，鼓吹种族屠杀，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荒谬与堕落，可与希特勒的滔天罪孽等量齐观。最后，在希特勒自杀次日，戈培尔毒杀了六名子女，与妻一同自杀。
纳粹运动的兴起，不少德国知识分子扮演了积极与重要的角色。他们自觉地从凡尔赛条约的国难国耻中站出来，却如中邪一般有意无意地被希特勒卷入种族仇恨的民粹斗争及国家主义的疯狂战争之中。起初，他们皆深信必须以否定犹太人来保障“雅利安血统”的优秀，许多科学家刻意为希特勒从科学上找寻诸多支持此种道德信念的“证据”；他们亦深信向外宣战扩张始能重建德意志的光荣，有些学者更在史学上为希特勒找到诸多支持此种知识实践的理由。但是，那一段德国知识分子成为纳粹狂热分子的共业，迄今仍是德国学界反覆省思的一场噩梦。
总结而言，当年德国知识分子对国难国耻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选择了希特勒做为国家的救星，选择了纳粹种族主义做为救国的方案，却是知识上的大错谬，及道德上的大罪恶。
台湾《联合报》今日刊登社论指出，台湾要问的是：今日台湾的绿色学界人士，是否亦如当年德国学界陷于同样的困境？当年德国学界原想为国难国耻找救赎，最后却沦为希特勒民粹独夫的轿夫与共犯；如今，台湾的绿色学界人士是否应当自问：我究竟是爱台湾？还是爱陈水扁？
“国师”李鸿禧应是绿色学界的典范。且不说当年若未解严，李鸿禧绝不可能摇身一变为“台独旗手”；但民进党的“本土政权”昏瞶贪腐到如今地步，李鸿禧竟仍厚颜甘为民粹“独夫”的政治奴婢，岂非斯文扫地？倘若说李鸿禧当年是对民主及本土有所憧憬，而支持“台独”及民进党，那尚可谓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热情与道德意识；但是，今日的陈水扁根本是个玩弄“台独”的假“台独”、真“独夫”，民进党更是残害糟蹋民主的假民主、真民粹，而李鸿禧仍然甘为其政治奴婢，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其内心的“戈培尔基因”在作祟。
照理，知识分子与“独夫”共犯“戈培尔们”不同。知识分子不相信台湾的历史只有“二二八”三个字，知识分子不认为蒋经国的评价只是“他妈的”，知识分子不同意“南线工作”是“国家机密”，知识分子不主张三四代后的外省人仍有原罪，知识分子不认为挑唆族群仇恨是治“国”良方，知识分子不欣赏“公投绑大选”的选举操作，知识分子不喜欢一家贪腐无状，知识分子不会为贪腐无能至此的台当局抬轿喝采，知识分子不会视一切制衡台当局的“在野者（不是在野党）”为敌，知识分子不会只抨击“过去”的国民党威权、却为“今日”民进党的民粹“独夫”辩护，知识分子亦不会只喊“讨党产”、却不声讨恣意盗窃“国库”公帑的民进党，知识分子不会分不清爱民主与玩民粹，知识分子不会分不清爱本土与拥贪腐……。但是，“戈培尔们”却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同，因为他是“独夫”的政治奴婢，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与勇气。
并非当年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如戈培尔，皆要到纳粹沦亡、“国”族涂炭之日才知道自己是“独夫”的共犯，而亦有自始清醒或中途醒觉者；正如今日台湾的绿色知识分子中，如陈芳明，其绿色政治生涯非但较李鸿禧早，亦较李鸿禧深，但如今陈芳明绝不会将效忠陈水扁及民进党误为即是效忠台湾。另如柏杨，他虽与陈水扁曾经相互抬捧利用，但毕竟如今老病侵寻的柏杨亦知须在此最后关头与陈水扁划清界线。皇帝的新衣，分明已暴露是一个骗局，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能指出陈水扁是贪腐的，始能证明自己是维护正义的；能指出民进党是残害台湾价值的，始能证明自己是维护台湾价值的。
社论指出，六十年来台湾几代知识分子皆有“救国报国”的热情与道德意识。但是，救台湾，与救陈水扁及救民进党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台湾绿色学界恐怕连待希特勒自杀的机会都等不到，知识分子唯一的救赎之道应是拆穿希特勒以解救苍生。戈培尔自杀身死，但良心未获救赎；台湾的学界却仍有回归良知、救“国”救民自救的机会。
医界站出了四百人，他们分清了“台湾价值”与“陈水扁独夫”的区别，学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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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禧：台大法律系教授，比较法学会理事长。1990年被邀参加“国是会议”，但宣布退出。亦为名政论家，经常发表政见于报刊，颇具影响。是陈水扁的老师。著有《宪法与人权》、《违宪审查论》、《台湾法律史研究的方法》、《宪政、宪政之生理与病理》、《台湾宪法之纵剖横切》等书，另有政治、法律评论多种。与台“经济部”前次长杨基铨等组成的“国际文化基金会”，长期从事“台独”活动。
陈芳明：笔名施敏辉。曾担任民主进步党文宣部主任。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教授台湾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等课程。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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