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时有重演，而瓮安却能痛定思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殊为难得。这展示的不只是一种勇气，更有深刻的反思。当然，瓮安的经验还需要用制度加以固化，否则，当触目惊心的“县委大楼遗迹”逐渐被官员习以为常时，它所产生的警示效应必将衰减。
四年前，在贵州瓮安，一名女中学生意外溺水死亡引发了打、砸、抢、烧恶性群体事件，当地县委大楼毁于烈火。如今，瓮安县城已是“脱胎换骨、沧桑巨变”，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却得到保留，瓮安为此还调整了开发规划，建立了“警示教育馆”。
原来的县委大楼被烧成残垣断壁，矗立在县城中心，外人看来似乎有碍观瞻，但是瓮安不以此为丑，反而刻意保留，让当地官员随时看到这触目惊心的场景。这展示的不只是一种勇气，更有深刻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遗迹”对当地的价值并不亚于一处流光溢彩的广场。
“瓮安事件”是典型的群体事件，却不是绝无仅有的，在此之后，一些地方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是能像瓮安这样亮出“伤疤”的却很罕见。其他地方通常的做法不外乎淡化或者粉饰，发展往往被描述得一帆风顺，看上去成绩总是巨大的，问题却忽略不计。
“瓮安事件”之所以成为典型的群体事件，不见得是因为打砸抢最严重，而是它更多地暴露了社会转型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片面看重发展速度，忽视民生，在处理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时态度简单粗暴，一旦矛盾集中爆发，又以群众“不明真相”来掩盖。其中有些问题确实是发展中出现的失衡，可以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逐渐扭转，但也不能否认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严重脱离群众，作风涣散甚至腐败，加剧了一些群众的心理失衡。在瓮安暴露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不一定没有，只是还在酝酿或者被简单地压制下去了。无论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还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当今的中国正在整体上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剧烈变动，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随之显现。如何在高速发展中保持稳定，考验着各地官员，现在多数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以共享改革成果来保障社会稳定，也有个别地方不能完全摆脱高压维稳的窠臼，遇到问题总是先想到捂盖子，长此以往民怨得不到纾解，民生得不到改善。瓮安事件之后，不少地方已为这种僵化的思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虽然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时有重演，而瓮安却能痛定思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殊为难得。他们不仅保留了“县委大楼遗迹”，还积极弥补民生欠账，并提出了“三议三公开”的具体改进，在决策中吸取群众意见。一个偏远省份的县域政治中能有这样的突破，其他地方没有理由不借鉴或改进。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不仅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也需要瓮安这样结合本地实际的“基层设计”，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瓮安的经验还需要用制度加以固化，否则，当触目惊心的“县委大楼遗迹”逐渐被官员习以为常时，它所产生的警示效应必将衰减，又或者现任主政官员将来离开瓮安，也有可能出现人去事非的反复。所以，只有一个“县委大楼遗迹”还不足以唤醒所有人的忧患意识，在这个起点上还需要更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