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深圳中考人数57091人，深圳户籍考生仅有2.9万人。高中名校诸如深圳中学、深圳实验中学、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市高级中学的正取生和指标生均不招收非深圳考生。深圳的招生政策被指歧视，网友称非户籍学生不仅要多交择校费，而且分数要高不少。（7月9日《法制日报》）
客观公平与主观公平往往是两个概念。非深户考生因为“非户籍”的因素，可能同样的分数上不了同样的学校，甚至还要搭进去很多额外的物质成本，这看起来很像是户籍歧视政策，从绝对公平的角度看，确实令人气愤。但问题是，在城市教育资源仍是个稀缺定量的前提下，且诸多城市基本是各自为营、门槛森严，一个城市放开入校的门槛，自然就会形成事实上的“福利洼地”，户籍考生的权益自然就要被打折，户籍人口自然也要义愤填膺：在公共资源配置仍以户籍为主流划分依据的今天，户籍则意味着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命题，不容城市政府有其他选择。
每个城市，都面临过、或正面临着类似的两难。甚至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就曾明确表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此话一出，板砖无数。又是“特殊利益”、又是“特权阶层”，户籍管理下的种种弊端，都情绪化地发泄到“京沪考生权益”之上。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户籍附加值上的一个具体症结。京沪考生当然不应有特殊权益，但是，由于优质社会资源的城市化集中，区域失衡已经是历史性的顽疾，只要户籍配置法则还在，剥夺户籍考生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按序就学权利，同样是另一种不平等——遗憾的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真相，常被情绪激昂的口水所遮蔽。
非深户籍考生遭遇的不公，说到底是户籍制度与自由迁徙权益之间的对垒。此般尴尬已经越来越司空见惯，譬如城市对弱势群体的居住保障责任，按照户籍来配置，很可能是为城市流血流汗、奉献青春的弱势公民，到老都看不到“住有所居”的图景；再譬如城市对公民的医疗保障责任，因为有户籍藩篱在，同样做事、同样拿薪资的产业工人，可能在生了同样的病后，面临公共救助上的冰火两重天……再往前看，屡屡被诟病的“同命不同价”现象，不正是滞后的户籍制度为公平权利制造出剥夺感的最深沉体现？
好学校留给户籍考生确实不应该，但这种“不应该”是绝对公平上的不应该，事实上，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贸然撤了这看似不公的一道道门槛，结果必然是制造出更多、更大的不公与混乱。“非户籍”平权，户改才是唯一出路，一味要求地方承担起全国公民平权的责任，几无现实可能。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户籍考生享有政策便利，天价择校费等问题何以仍被监管部门事实地豁免？（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