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孩子、孩子起名、到生日会、恋爱、婚礼、老人照顾、葬礼，只要你愿意出钱，你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请到专业人士量身定制。”据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工作紧张，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选择“外包式生活”，令相关市场空前繁荣。
外包增长，有积极含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行了精彩的推理：个人制造某商品，由于要懂多种工艺，日产量不过几个，如拆分成不同环节，让专业人员来生产，则人均日产量将达到几千个。一般来说，分工总是有利于社会效率的提升，分工越细，社会越繁荣，我们越富裕。
这，曾被认为是不易的真理。然而，它却解释不了清末中国社会的状况。当时中国商品零售渠道异常发达，社会分工高度精细。比如李鸿章的仆人中，有专门伺候他吸烟的，只需一张嘴，水烟筒便准确递入，一撅嘴，又倏忽收回，配合之精妙，令西方人惊叹为“真正的艺术”。专业化如此登峰造极，为何我们却没能迈入现代化呢？
因为，我们购买的是低端服务。当西方的资金涌向新技术、新科技时，我们的资金没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无法形成规模，结果都投向了农业、餐饮、服务等低效率产业中。结果越分工越贫穷，而且让人性走向堕落，人人都不再奋发向上，视体力劳动为耻，以这样的心态，又如何抵御鸦片大潮的侵袭呢？
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用金融等手段，将人们手中的资金聚合起来，推动科学、市场的进步，最终为每个人带来利益。然而，这就需要更严谨的游戏规则，如果在股市上总是有去无回，如果投机房产的收益大大高于辛勤劳动，如果创业异常艰难，如果权利与权力的界限长期模糊，那么，谁会愚蠢地去投资呢？
手里有了闲钱，宁可吃掉、花掉、浪费掉，人们沉浸在“外包式生活”带来的舒适、简单中，再也不愿意去思考、创造和奋斗了。长此以往，一个社会将活力丧尽，成为不折不扣的低智商社会。
别人分工，创造出职业科学家、企业家，我们分工，创造出技术娴熟的点烟人。如此“外包式生活”，应该警惕。（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