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媒体报道湖北孝感一中高考班学生集体打吊瓶的事件。如今高考结果早已公布，“吊瓶班”的50多名学生中，无一人达到一本线。该校副校长表示，其实这个结果不算差，因为“吊瓶班”学生基础不太好，并表示今后不会再组织学生集体打吊瓶。（8月29日《楚天都市报》）
从微博上流传“吊瓶班”照片，到“吊瓶班”的50多名学生中，无一人达到一本线，此间，舆论的神经大致经历了从同情到对教育功利化的批评，再到夹带“因果报应”式嘲笑的过程。有人说，这是公众随着信息的变化在情绪上的自然流露，不足为奇。但实则不然。
不难理解，最初的同情舆情是缘于一种直面“教室成为医疗室”的悲悯，当备考成为与身体赛跑甚至是“拼命”，同情之心实属必然；再到以此看到当下教育的功利化到如此地步，公众的批评情绪同样发乎于心；但是，在“吊瓶班无一人上一本”的消息面前，这种轻慢的嘲笑，无疑是对上述两种情绪缘由的彻底颠覆，它只不过再次说明，对于功利化教育思维的批判，显得多么肤浅。
在教育普遍功利化的当下，“吊瓶班”只是这种现状的极致演绎。人们批评这种现象，显然不是因为这种方式低效，而是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天性和教育规律。但“吊瓶班”无一人考上一本的消息传来，评判的依据似乎已经异化为“结果论”，意即，如此“拼命”对于考上好大学并无帮助。言下之意，如果吊瓶班的高考结果是大多数人考上了一本，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方式是高效的，应该被接受甚至是推广？
这种推理思维无疑是荒谬的，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甚至要为吊瓶班无一人考上一本叫好，因为它能招致大多数人的反感，并相信这种方式无效继而抛弃它。但事实并非这样，吊瓶班只是一个极端展示而已，在这之外，临时进补，熬夜，批量化的知识灌输，可能是大多数备考生的常态。明确这一点，我们任何人都无理由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抱以嘲笑和旁观者的心态，因为，功利化的教育思维，工具化的知识灌输仍在那里。而这，恰恰是我们一切同情与批评的逻辑起点。
其实，在一个理性的批判视角中，我们更应关注吊瓶班故事中的另一个细节。与吊瓶班的无一人上一本相对，该校今年有近1300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达到一本线者222人，接近20％。之所以相差如此悬殊，或并不在于吊瓶的无效，而是吊瓶班属于平行班，他们已经在分班时经历一轮筛选，分到吊瓶班的学生在基础上就要相对差于其他快班的同学。当然，在师资的匹配上，平行班也只能处于劣势。可见，作为平行班的吊瓶学生本身就是这种安排下的受害者。可以想象，如果他们能享受到更加均衡的教育资源，或许上一本的希望会更大。所以，舆论与其揪住吊瓶班的标签不放，不妨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其背后的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上。
当然，所谓的教育资源失衡分布，也是功利化教育思维下的必然产物，是另一种“吊瓶”。简而言之，在评判吊瓶班一事上，一条底线应该是，我们的所有批评都是指向功利化教育思维本身，而非它是否高效。如果不能明确这一点，对于功利化教育思维的祛除和教育改革就永远不可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