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干预股市明显
台湾股市起步相对较晚，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无法达到完全自治自律，因此台湾当局开始就对股票市场采取有别于英国“自由放任”的“政府管理”的制度，再考虑到台湾股市上述“浅碟”特征，台湾当局对股市波动积极干预。工具与手段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中的工具主要是调节存款准备率、再帖现率和担保品放款融通利率。在1990年股市泡沫已经非常明显时，台湾当局曾运用货币政策限制泡沫过度膨胀，成效显著。1989年3月到8月，台“中央银行”连续将再贴现率由4.5%提高到7.75%，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此举使货币供给增长率大幅下降，1989年的
的年增率由连续几年的20%以上骤降至6.05%，1990年第一季甚至再降至-8.72%，直接促成股市泡沫破裂。1998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台湾当局为避免企业财务危机进一步冲击股市，分别于1998年8月、9月和1999年2月三次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并于1998年9月到1999年2月期间4次调降再帖现率和担保品放款融通利率，对控制股市下跌幅度起到相当大作用。
二是信用政策。信用政策中的工具主要是调节融资成数、融券保证金成数、资券担保品维持率等。台湾1998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台湾当局大量运用信用政策维持股市稳定：1998年6月4日将资券担保品维持率降为120%；1998年8月25日调整融券保证金成数，由7成调高到9成；1998年9月3日，将融资成数由5成调高为6成。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台湾当局仍然大量运用信用政策稳定股市：2000年10月20日，将融券保证金成数由90%提高到120%，并规定，“融资融券授信机构，得与特定条件下，与融资融券者协议售让标的证券或暂缓处分”。信用政策的实施，通常是政府借此强化买方的力量，削弱卖方的力量，用来缓和股价的暴跌。
三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中的工具主要是调整金融保险证券业营业税、设置“政府基金”介入股市等。在台湾1990年股市泡沫中财政政策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对促成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均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台湾正处于金融自由化迅速推进的时期，相关财政政策对股市泡沫起到推动作用。例如1985年台湾当局停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股市成交量迅速放大；1988年通过“证券商设置标准”，将冻结20年的证券商许可证全面开放，使股票买卖迅速成为一种“全民运动”。从1987年到1988年，股价上涨6333点，涨幅283%。台湾当局意识到股市泡沫的严重后，于1988年9月份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顿时股价大挫，到1989年1月下跌了55%。然而此后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予以“澄清”，股价又转趋回升，6月又一举突破万点大关。1998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台湾当局为稳定股市于1999年2月19日将金融保险证券业营业税由5%降为2%。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分别于2000年10月和11月两次放宽外资投资金额与比例，并放宽保险业和商业银行投资股市限制，均起到一定程度的短期效果。
台湾当局设置的“国家安全基金”，是世界上较有特色的干预股市的财政政策。该基金的创立源自1996年2月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一次直接民选进行股市作多的“股市稳定基金”，当时筹集了2000亿元新台币，参与机构包括退抚基金、劳退基金、邮政储金、简易寿险资金、寿险业、产险业、公民营银行等。为使干预股市的“政府”基金法制化，2000年3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成立“国家安全基金”，可运用资金总额5000亿元新台币，来源有二：一是政府以公股股票为担保向金融机构借款，额度为2000亿元新台币；二是劳保、劳退、退辅与邮储四大基金，额度为3000亿元新台币。该基金成立后适逢台湾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台湾当局密集运用基金干预，几次较大的动作包括：2000年3月16日，台湾“大选”在即，股价波动频繁，该基金授权动用514亿元新台币托市；2000年9月26日，台湾当局为应付政局不安给股市带来的冲击，动用该基金406亿元新台币干预股市；2000年10月31日，是否废“核四”引发朝野争议，该基金又授权动用386亿元新台币护盘。“政府”基金干预股市的效果一直存在争议，短期内虽可能部分起到稳定投资人信心的功效，但进场资金多被套牢，如上述三次干预，分别迟至2003年第二季与第三季才得以解套。
四是行政政策。行政政策中的工具主要是进行“道德劝说”、“信心喊话”、调整涨跌幅或暂停交易等。“政府”主管官员约谈银行或投资信托机构主管是台湾当局了解和控制股市异常波动的常用手段。在1998年股市泡沫之后，调整跌幅限度也日益成为台湾当局干预股市的经常性措施。该措施是在涨幅维持原有的7%的情况下，将跌幅由7%降为3.5%，这在1999年9月27日到10月8日、及2000年3月20日至3月25日期间曾经实行。（本文作者朱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 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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