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深圳综改方案》)中明确了深港共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按照方案设想，深港之间将实现资金、货物、信息等要素流动的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两地力图在高端航运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与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级港口群，共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物流枢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同时，深港两地也将力求共同打造具有商业贸易、展示推广、旅游休闲等功能的世界级贸易中心。
深圳市政府顾问、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分析，五大中心的建设是一个长远规划，实际上自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以来，与香港在上述五大领域的合作就已经展开，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也没有停止过。
“现在给的就是一个名分，今后深圳可能会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走得快些。”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对此表达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香港“一国两制”总研究主任李涛分析，深圳早期依靠区域特殊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创下不少先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面对今后特殊政策会越给越少的现实，深圳必须在行政层面探索改革路径，政府职能应该转向公共服务方面，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创造好的法治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块领域，深圳有待改善的空间仍很大。”李涛认为，把握先行先试权，做出值得推广的表率来最重要。
对于一东一南两个金融中心的做法，李涛认为并不奇怪。“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腹地，面临的市场和机遇都不一样，多个金融中心可以在细分的市场中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他指出，谁能发展成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关键是靠自己。
暨南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鹭也认为，金融中心的打造不是光靠人为推动，而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长期积累、变革的结果。两个金融中心的建设最终取决于当地的综合发展水平。
陈鹭分析，深港共建金融中心首先的突破口在于人民币结算，只有资金实现流动，经济活动才不会受限制，更多的资本市场业务如互推银行理财产品、跨境ETF投资才能够全面铺开合作。其次，香港金融业的软件服务领先深圳至少5到10年，深圳应吸取香港在金融人才培养、管理模式创新上的经验。
国世平认为，深港共建金融中心的优势更大，因为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受制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约束。他分析，由于深港两地在金融服务业上的硬件设施相当，深圳可以作为香港金融业的后备力量，研究腹地，打造金融产品研发基地的角色，将其推广到国外，扩大国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