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联储去年底就曾声明，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量化宽松有本质不同，不会通过印钞来增加负债。现在看来，既然美联储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国债并额外购买8500亿美元的按揭债，而这大多数需通过印钞来支付，那跟日本并无本质差异。倒是欧洲央行尽管也面临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却不仅仍维持了比英美更高的基准利率，而且也没有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债务货币化操作。

    我国已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美元贬值引起通胀抬头，我们将面临输入型通胀和国内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的双重压力。因此，笔者以为，欧美货币政策重心的差异，值得我们思考，并从中寻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对策。

    在欧洲，通胀猛于虎。而在美国，通缩猛于虎。这种不同的背后，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在历史上，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对通胀危害的记忆刻骨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被迫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并支付战争赔款，随之通胀失控，德国马克急剧贬值。德国马克从1923年初的7300马克兑1美元到当年底贬至1300亿马克兑1美元。因此，在坚守货币纪律、反通胀方面，欧洲央行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最坚定的。另外，欧盟成员国之间签署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这一限制，强化了欧盟统一货币的信用基础，长远来讲为欧元币值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同时消除了欧洲央行债务货币化的融资压力。

    而美国人历史上更多的是关于通缩危害的深刻记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物价上涨15%，但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但其后由于美联储提高贴现率，导致通货紧缩，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峰值下降近50%，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达到11.9%。美国社会对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随后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消除了1920年至1921年的衰退，造就了沸腾的20年代。但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带来的螺旋式债务通缩，实际GDP下跌超过25%。美国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走出需求不足的泥潭。上世纪70年代的通胀，尽管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但通过物价控制，特别是80年代初的货币紧缩，通胀得到了控制，并没有动摇美国经济的根本。

    在政治上，美国政府扩大债务并无制度上的约束。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超过53万亿美元。巨额的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的高企，使美国政府有巨大的政治诱因制造通胀，因为通胀会降低债务实际价值，有利于债务人。对政府而言，通胀可以使政府用更廉价的美元偿还政府债务。对美国公民而言，通胀可以减轻个人债务，同时还会使资产的名义价格上涨、制造泡沫，造成虚假繁荣。格林斯潘在其早期论文中曾说“通胀是秘密的财富充公计划”，这是对债权人而言的。对美国债务人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则是秘密的债务充公计划。

    对于美国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动机制造通胀并使货币贬值，由Addison Wiggin和Kate Incontrera合著的《I.O.U.S.A》和比尔·邦纳与安迪森·威金合著的《债务帝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由全世界分担。在美国政府制造通胀并使美元贬值的历史中，有三个举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将CPI构成中的租金取代房价，以减少房价变动对通胀的影响。目前，在美国的CPI构成中租金占近40%，由于租金相对固定，特别是低利率保持了较长时间，更多租房者成了购房者。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2002年10月宣布“要使每个美国人拥有他们的住房”。住房拥有率提高导致房屋租赁需求下降，促使租金下跌，进而CPI不上升，美联储也就失去了加息理由。因此，美国房地产泡沫是与美国CPI构成的变化及通胀政策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及其他西方学者指责中国的高储蓄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并造成资产泡沫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亚洲的高储蓄只是提供了一根绳子，上吊的是美国人自己”的比喻，可以说击中要害，十分深刻。第二，是美联储使用了扣除能源与食品价格变动的核心通胀概念，并将之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照目标，这样政府就可以自欺欺人了。但问题是能源、食品价格现在更多受货币、特别是美元币值的影响，这在石油及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核心通胀在通胀治理和控制中有相当程度的误导作用。第三，是美国自2006年后不再公布货币发行量M3。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导致美国新增货币中有相当数量流向了全世界，减轻了美国CPI上行的压力，也减轻了滥发美元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间接增加了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

    根据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通胀及资产价格膨胀会向资本市场发出错误信号，引发不当投资，加速商业循环。在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思路下，新一轮通胀周期不可避免。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