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从国际发展背景来说，未来国际金融格局的新版图中，需要中国诞生与自身实力和发展潜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同时，这给上海在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进程中积极发展航运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创造了机会。

     3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建设属于我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观点，在笔者印象中至少已经提出10多年了。为什么这次要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呢？笔者以为，这是由近10年累积起来的国际国内发展背景所决定的，也是金融危机治理前提下的一个时代新课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未来国际金融格局新版图

    从国际发展背景来说，当代世界经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威胁，其“导火索”众所周知，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金融体系的弊端。这些严重弊端，早在10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就已充分暴露；但掌握国际金融制度设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反而把危机的起因归咎于所谓亚洲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于自身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和制度安排的盲区，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刻意隐瞒。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各国经济学家、政府决策者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全面反思西方金融体系的深刻弊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在上海的一次高端演讲中就强调：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过程。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一经济衰退过程也许会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复杂。因为，过去的银行都是做银行业务的，现在的银行则更像是在从事赌博业务。在美国和西欧，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市场经济需要以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作为自身的基础，它需要有可靠性；可是现在，金融危机使这种市场经济已经无法运作了。

    “无法运作了”，自然需要深刻的变革。20国峰会即将在伦敦举行，俄罗斯提出必须改变国际金融体系过分依赖美元的格局，主张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设立的结算单位——特别提款权，发展为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发出的建设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吁，也被多国主流媒体认为是中国责任的新体现。这方面，除了澳大利亚总理等一批海外政要积极支持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合理性。他说：应该考虑建立新的贷款、新的多边机构、新的借贷安排和新的管理系统；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可以很快地建立新机制来获得资金，从而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建立如亚洲货币基金的地区化合作、地区化的基金，是应对全球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元化支持的好方法。显而易见，未来国际金融格局的新版图中，需要中国诞生与自身实力和发展潜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两大中心”资源互动与高端服务业软实力建设

    就国内因素而言，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则有以下明确的指标意义：

    首先，将有利于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增强上海服务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的能力，对我国战胜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国内经济保增长短期靠货币、财政刺激，长期看还是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

    其次，将有利于探索一种新型的符合发展需求和中国国情的监管体制。目前上海集中了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是全球要素市场最聚集的城市之一。上海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创新的集聚效应已初步呈现。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体制创新，探索形成一个既能满足创新需要、贴近市场，又能有效控制风险的监管机制。

    第三，将有利于直接支持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并且同步提高我国高端服务业的软实力。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指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要积极稳妥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发展选项，将直接促进“两大中心”的资源互动。目前我国航运金融业的发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航运中心还有很大差距。全球船舶贷款、融资业务被世界公认的三大船舶融资业务中心——伦敦、汉堡和纽约掌控。相比之下，上海在相关领域涉足较少，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不足1%。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德国、新加坡、韩国等新兴航运强国均在积极探索船舶融资租赁的新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番国家明确鼓励积极稳妥地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给上海在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进程中积极发展航运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创造了机会；同时，这会积极推动上海更好地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资金结算等高附加值业务，从而掌握行业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