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能兑现公众的这个冀望，那这个峰会将会非常圆满。但实际上，从目前媒体的报道分析，各主要经济体释放的信号离这个目标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说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阐述主张无可非议，那么只顾眼前利益而讨价还价，不从宏观上检讨导致危机的政策弊端就是不可原谅的。
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这本来就是不争的事实。但自危机爆发以来，却出现了各种关于危机肇因的匪夷所思的推论，其中最著名者莫不是中国过度借贷给美国才导致危机这一“高论”。这或许是学富五车的西方经济学家们经过复杂的模型推断得出的“科学结论”，但却是普通人按常理难以理解的。
全球储蓄失衡是客观存在，但正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说，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当一些人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危机的发源地转移到别处时，他们似乎还“忘记”了一个事实：由于“美元独大”，一国储蓄的增加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单纯地将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怪罪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给人的印象只能是危机发端者缺乏自我检讨的勇气。
事实上，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整套西方金融监管理念和体制的致命缺陷：一些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的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不幸的是，市场的主体是人，人对资本的贪欲是无限的，这种贪欲会把理想化的市场破坏得面目全非。现在我们遭受的，就是这样一个恶果！
打包，出售；再打包，再出售。当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衍生品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有报道说连设计者们自己也已搞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这个时候，监管者在哪里呢？应该说，监管的缺位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最致命一环。
如今，各国都在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拯救经济，但这只能是“救急”。制定理性的发展政策才是长远之计，尤其是在所谓的“市场”体系下，濒临破产的金融企业拿政府的救市资金来发奖金的时候，管理者更应该意识到消除政策上或制度上的弊端是多么重要。
危机之所以爆发，之所以飞快地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各国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在机制和政策上的弊端。除发达国家过度迷信市场致使监管缺位外，能源大国受害于经济支柱的单一，发展中国家则因过度依赖出口而遭到波及。所以，结构调整不仅仅是某个国家需要做的，全球各国都需要从政策层面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应该是各国需检讨的对象之一。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不是最先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设想的人，但当他把相关论文贴到央行网站上后，立即引起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反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持赞同态度。至少，这可以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一大议题。
金融危机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色恶魔倾巢而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反倾销、安全标准等等都是为维护国际贸易而制定的政策，但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它们被滥用而成为贸易壁垒，使政策上的漏洞暴露无疑。应当看到，很多国际规则“一刀切”地应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二十国集团峰会为解决全球经济难题提供了磋商平台，各方应珍惜这次机会，坦诚相对，在“救急”的同时，多进行政策层面的检讨，为全球经济今后的发展消除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