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洋大学黄丽生教授的论文《台湾客家鸾堂的儒教意识》，论述儒学、儒教、鸾堂信仰与台湾客家文化关系，指出晚清以来鸾堂信仰传播至台，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与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部份鸾堂以儒为宗、定名儒宗神教，并成立中国儒教会。以苗栗云洞宫个案研究为中心详细说明其客家鸾堂特色，分析其《玉鉴龟龄》和《云箴宝鉴》中的儒教内含，指出大部份知识菁英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逐渐放弃传统儒家价值，而柔和儒家义理和佛道信仰的民间宗教却负起儒家道德教化传承的重任，体现浓厚的崇拜关帝、抑恶扬善、行善守道儒教意识，这对普通民众更能深入人心，也反衬出现代学者用学术语言揭示儒家内涵，却不易对民众深度信仰有所提示，不易扮演引领民众价值意识的角色，但若不返回儒家义理并吸收现代儒者的信仰资源，原有儒教信念不免逐渐弱化并被淘汰。客家鸾堂应重视与其它鸾堂连系互动，结合学界及客家知识分子提升信仰层次，强化宣教动能，发挥其保存客家语言和宗教文化资产的价值。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尹全海教授的论文《清代台湾儒学的功能》，论述清代台湾儒学一是具有教化功能，即“崇圣立范”、“兴贤育才”、“化民成俗”；二是具有内地化功能，即清代儒学既是学校教育，又是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命题范围要求，推动台湾内地化进程；三是具有管辖功能，即清代在台湾设立儒学实质是一种管辖制度，台湾士子到福州参加乡试和到北京参加会试必须循序上考规定，强化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增强台湾士子对中央政府向心力。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宋淑玉副研究员的论文《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汉学运动》，论述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强力压抑汉文，关闭书院，打压书房，以日语取代汉文，企图将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从而使汉学衰微。受祖国大陆影响新文化大量涌进台湾，对儒教文化造成巨大冲击。这使传统儒学文人发起汉学运动，包括成立诗社文社，诗文维系汉学；组织善社、鸾堂，以儒学教化庶民；设立书房，在民间教授汉文化；研习汉文汉字，开办书局，引进和传播大陆汉文书刊。抵制日本殖民同化和西学冲击，保存和发展了汉文化与儒教，未出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倾向，挽救传统汉文化危机，维系了两岸文化交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褚静涛副研究员的论文《陈仪的儒学观与战后台湾重建》，探讨陈仪接收台湾后否定日本殖民文化，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大同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将中华文化推广到台湾社会，让台湾人民改回中国姓名，将台湾道路站牌和街巷名换成中文，禁止使用日语，学校加重国文历地教育，让台湾同胞能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彻底摆脱日本殖民文化色彩，使台胞真正变成中国人，从而对光复后台湾的中国化做出贡献。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维武教授的论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与50年来现代新儒学的开展》，论述台港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它标志台港现代新儒学崛起，并表明其合理性、基本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促成其分化，表现为哲学与史学的不同路向、重建形而上学与消解形而上学、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使其发展呈现复杂格局。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首先面对文化观、历史观问题，其次面对政治哲学问题，最后面对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宣言》从文化观切入并阐发本体论和政治哲学，由此阐发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表现强烈文化保守主义特征，肯定和高扬中国文化价值，提出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精神家园，今天仍有生命力，要理解感受其生命力，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能使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有所安顿。看待现代新儒学一定要持历史态度和分析方法。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翟志成副研究员的论文《儒学与现代化：港台新儒家的文化宣言》，论述鸦片战争后，以儒学为体的中国文化在西潮冲击下败退，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把中国文化与救亡对立，鄙弃中国文化而拥抱西方，演成全盘反传统运动。当代新儒家则认为要救亡则必须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民主科学，中国文化不反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可同冶一炉，而不是全盘毁弃中国文化才有民主科学。第一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未能像西方孕育出科学，主要是欠缺西方文化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为求善而发展出向内认识和控制心灵的内省功夫，太过重视实用知识和正德、利用、厚生价值，无视西方向外观察认识控制客观世界的理论与方法。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具有超越精神，中国心性之学乃文化根本，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中断，是因为中国文化有万古常新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中西文化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国欠缺科学民主，必须学习西方；而西方人至少在当下即是、一切放下、圆神智慧、温润悲悯之情、文化悠久智慧、天下一家情怀等五方面向中国文化学习。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胡文生博士的论文《论儒学传统与台湾本土化运动》，论述儒学在台湾经历明郑时期生根、清代发展繁荣、日据时期沉潜、光复后再度勃兴几阶段，已奠定台湾社会文化底盘。但受社会多元化和“台独”活动冲击，使儒学在台发展受到空前挑战，在社会实践层面日益边缘化。在分析台湾本土化内涵和矛盾基础上，指出近代以来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已解体，但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仍在社会发生作用。儒学与现代化并不违背，同样可以开出民主科学。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严重反传统已过去，未来必是以包括儒学在内传统文化全面复兴时代。儒学作为官方崇尚意识伴随台湾社会转型走向解体，但民间儒学仍有很大生命力，台湾新儒家在华人文化圈中仍占重要地位。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价值地位，要珍惜这因缘际会。而“台独”思潮正毁坏这种宝贵文化价值，这既是台湾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台湾价值要在中华民族发展中体现，这是台湾的宿命、责任和必由之路。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蔡振丰先生的论文《台湾儒学与1980-1999年间国家认同中的文化论述》，认为儒家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但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日益消沉。当代台湾儒学逐渐由制度化儒学转成思想型儒学。近代救亡脱困意识登上舞台，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到反省中国文化内在因素上，此后反传统及反儒家礼教成了最大思潮，重点是批评传统文化没有民主科学，儒家保守意识型态阻碍现代化。1958年台港新儒家主张民主科学是中国文化应有理想。1980-1999年台湾社会关于国家认同的文化态度，包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型态、国家意识型态新的认同理论、民族主义类型的国家认同理论，中华文化论者分别出现传统主义、共产主义及儒家国家意识的变形思考。由国家认同问题反映出儒家自由主义思想未被继承，儒学熏习逐步消退，意志于典范失却，批判意识不在实际生活面发生作用，儒学随着现代化脚步被越抛越远。儒学要在实践层面继续发挥作用，必须把理念层次文化思想落实到日常生活，落实到思想与日常生活的媒介－制度－的批判与转化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李理副研究员的论文《台独史观下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论述民进党执政后特别是杜正胜任教育主管后，违背台湾社会核心价值，加紧去中国化，采取修订中小学课程纲要、编纂历史教科书等手段，割裂两岸历史文化，增加台湾史而缩小中国史，在台湾史中切断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历史，在中国史中截去中华民国在台演变，纳入“台湾地位未定论”，否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正当性，继而将国画、国字、国剧、中日(甲午)战争、两岸、台湾地区改为中国水墨画、中国文字、中国京剧、清日战争、两国、我国等词，删除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内容，推行“台独文化史观”，凸显“台湾主体意识”，以图改变青少年对中国历史文化认同。这是为虚构“台湾国”建构民族论、国家论和社会论，本质是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其消极影响无法低估。
[ 责任编辑：李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