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日联合发布“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11月4日《山西晚报》）

　　六成公众将幸福的前提默认为“工资上涨”，这当然不是因为物化的年代鼓噪了公众逐利的野心。更多的，是对生存的惶惑感，以及物质基础失衡上的茫然。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争论城市生活月薪多少才不会惶恐。是的，幸福越是需要收入“打底”，越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收入分配上，“不幸”的感觉司空见惯；二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公共物质性保障绵软乏力。

　　这当然不是抹杀事实的进步。当“你幸福吗”成为一种公共性提问的时候，意味着转型期的中国开始叩问心灵、关注个体生存感受。幸福是什么？苏格拉底说，“善就是知，知就是德，德就是福”；墨子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即为福；网友调侃说幸福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尽管幸福的定义各各不同，甚至有些不甚靠谱，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思考温饱之上的问题。

　　近日，有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2011年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不管你怎样定义幸福，从“仓禀实”到“知幸福”，确实是一种进步。这说明一切宏大的公共叙事，必回归于人本坐标。在中国的话语平台上，完成了从集体记忆向个体感受的嬗变——中国人可能不再是大红大绿中的一抹艳色，而是鲜活的名字和性格分明的面孔，是对个体欲求的聆听与尊重。

　　当然，关注幸福与幸福的层级显然是两回事情。对普通民众来说，涨工资，眼下确实意味着无上的幸福。譬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又譬如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底层群体被“平均数”甩在后面太远，自然难言幸福。

　　然而，“涨工资最幸福”，又显然不只是实话实说那么简单。一方面，它反映了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调整的迫切期待。在经历了一只又一只“靴子”落地声之后，终于从“业内人士”、“消息人士”的传闻，化为笃定的预期——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四季度要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如何在初次分配中落实“公平”诉求，最庸俗的理解恐怕就是给普通劳动者“涨工资”。

　　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告诫制度设计者，一切幸福与尊严等“奢侈品”，都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构建。尤其是当我们问询农民工等群体幸福不幸福的时候，基本薪资和公共保障的层级，决定了这个问题是脚踏实地还是虚妄无度。有钱的不见得幸福，但没钱的一定不会幸福。按照这个逻辑，城市过于繁华而市民过于疲累的地方，无须调研，也能估摸其“幸福指数”。

　　也许，还有一个道理是无疑的：幸福越容易达成“共识”，说明我们离本应参差多态的幸福还有不近的距离。（中国台湾网网友 高茵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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