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少媒体报道，东莞一22岁男子遭遇车祸，造成脑死亡，其家属决定捐献器官，让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死亡令人黯然，但生命之花却得以另一种形式绽放，让人在悲伤之余收获了缕缕希望，也算沉痛中的一点慰藉。(10月23日 《南方都市报》)
无疑，唐铁及其家人是不幸的，但死者长已矣，只有生命最后的余光余热传递到需要的人身上去，则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接受其捐赠的人是幸运的，这似乎在证明人间痛苦与欢乐在某种程度上又达到了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就目前来说是短暂的，也是局部的。卫生部统计数字表明，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能获得器官移植的仅1万例左右，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失衡。
以前，我国寄望于靠死囚捐献，截至2009年底，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后来，由于存在普遍的顾虑及国际社会的非议，认为囚犯有可能出于非自愿的捐献，所以废除了这一路径，而转由红十字会试点器官捐献系统。然而，在今年3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中国红十字会称启动试点以来，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如此试点成绩，足见推广之难。
对此，有论者提出，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完善捐献流程，对捐献者及其亲属进行补偿。诚然，这是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但也只属于细节的完善，并不意味着有了制度就一定有人捐献。要加以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在某些时候构成隐性障碍。众所周知，中国政府这些年在推行火葬上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手段用尽也只在公职人员当中得以推行，在广大农村依然是行进艰难。在国人心中，“死无全尸”是一句极为毒辣的话，器官捐献首先需要越过这一心理与文化阻碍。
要解决这个障碍，自然得着力宣传，强化公众对生命延续形式的认知。不过，此亦非朝夕之功。中国每年车祸失事者众，据新华社及中新网数据，全国每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人数众多，2001年，10.6万；2002年， 10.9万；2003年，104372人；2004年，9.4万；2005年， 98738人……这些冰冷的数据当中，自然潜藏着可以恢复他人健康与拯救他人生命的宝贵资源。遗憾的是，极少会捐，而有时有人愿意捐却无捐赠的途径，医院怕发生医疗纠纷对此也不积极。宣传不力，生命教育失位由此可知。
除了借助教育攻克文化与心理障碍外，不妨借鉴美国的一些作法。美国人多数拥有驾照，其驾照背面即是器官捐赠协议。据2009年数据，中国拥有驾照者1.8亿人，但是从驾照考试申领到平常的宣传，并无机构对这些人进行生命教育与器官捐赠动员。
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上的一粒沙土，只有沙土与沙土拥抱，生命与生命呼吸相共，才有可能使大陆巩固、生命之火熊熊不灭，而这不仅需要有关单位有为善为；还需要公民从传统重担中脱身，重新认识生命的真谛。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安康！ （中国台湾网网友 宁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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