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剧场坐了许多难得看戏的青年人，我甚至猜测，那天在剧场里发出的笑声，大概也是“响亮而愉快的”。

　　我见过一张照片是1985年曹禺在原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一个小院的留影。这个14号小院就是《雷雨》的诞生地。

　　我相信，曹禺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一定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的。试想，如果1933年冬天，巴金没有住进这个小院，没有来帮助郑振铎、靳以编《文学季刊》，没有从靳以的办公桌抽屉里找出已经在那里沉睡了一年多的《雷雨》原稿，《雷雨》的命运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所以，曹禺后来一再说，是巴金发现了《雷雨》，是巴金将他引向了文学之路。也是因《雷雨》而结缘，开始了曹禺与巴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这个友谊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八十多年前，巴金是流着眼泪读完《雷雨》的。这是因为这位伟大的读者一下子感受到了弥漫在《雷雨》中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后来曹禺在给《雷雨》写的序言中，强调了他的悲悯情怀：“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以为，曹禺的这句自白，是曹禺的戏剧经典的一块道德基石，一根精神支柱，支撑着它们的不朽业绩。

　　按理说，如果“看戏的人们”即《雷雨》的观众，能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即舞台上的剧中人物，“笑场”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笑场”毕竟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对待？我想借助一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智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年是把契诃夫戏剧当做正剧和悲剧来排演的。当然他并不希望在他排演的戏剧中出现笑场。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契诃夫的戏，也从没有遇到过“笑场”。但“笑场”毕竟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契诃夫戏剧演出中发生过，而且还不是少数几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如何对待的呢？他坦然地而且不无快意地把这个情况记录到了他的那本《我的艺术生活》里：“你们可曾注意到，在上演契诃夫的剧本时，观众厅里时常发出笑声，而且是其他演出中所听不到的响亮而愉快的笑声。”

　　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欣然接受了观众的自发而由衷的情绪反应。我进一步推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其他演出中所听不到的响亮而愉快的笑声”，很可能发生在像北京人艺那次公益演出一样的戏剧演出环境里，剧场坐了许多难得看戏的青年人。我甚至猜测，那天在剧场里发出的笑声，大概也是“响亮而愉快的”。

　　据人艺有关人士透露，这次演了八场《雷雨》，只有一次“笑场”。那么，偶尔听到一次“其他演出中所听不到的响亮而愉快的笑声”，应该不是一件让人太扫兴的事。（童道明 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