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交流时，主办方请莫言在现场就文学、写作与世界观等方面回答听众与主持人的提问。在回答提问时莫言说了一段引发网友争议的话：“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会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你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
可以体会出，莫言这段话有被逼表态的不得已。作为一个本质上植根乡土的作家，他主观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回避“丰富的政治”的。他的一些作品虽取材于历史，但也时时关照现实，以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任何历史问题都有现代性”。至于像《天堂蒜薹之歌》，描写了农民当时的生存状态，更是被人称为“为民请命的杰作”；而他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创作的《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其华丽又锋利的思想刀锋是不可能丝毫不触及“政治”的。
莫言的“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的所谓“建议”，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被迫从书后走向台前时的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里面，或许有一个童年辍学、早早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的山东高密人管谟业的圆滑与狡黠，但更可能有一个跳出眼前纷争，以局外人的身份、从更长远更开阔的时空视野审视当下世界的作家莫言的大度与智慧。
不管怎么说，政治不该成为小说家的“辫子”。莫言是个有天分的小说家，他有权利让自己作品的立意超越时代并“高于政治”。比如他在回答提问时强调的“人性”，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强求一个小说家在其作品上贴上“政治”标签，这是另一种虚火，会制造出另一种“样板戏”。正像莫言好友、作家高洪波所说，“莫言获奖，证明了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保持个性”。应该容忍莫言“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的文学个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而艺术作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富有原创性的“形式”上。莫言获奖，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说，是因莫言的作品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这个评价首先突出的，就是其作品的艺术形式。就此而言，也不能简单地以“政治”标准去衡量一个小说家的优劣。
不过话说回来，当一个作家从旁观者的视角去探索人性奥秘时，他的作品很可能反而与政治的关系最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