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期的“作家富豪榜”出炉，比之往年的变化是多了一位老作家的新面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以两千余万元办税位居第二。而在以前，“纯文学作家”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贾平凹、王树增等人的七位数。
这也并非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眼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最大个儿”的文学奖，这个奖由我们的同胞获得，就像奥运夺金一样，是值得分享的光荣。
至于分享的方法，有门路的可以求墨宝，求合影，普通人当然也只能去购买莫言的书籍。从文学层面上，一位师友曾说“莫言获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胜利”，但在消费层面上，莫言登上富豪榜只能说是诺贝尔奖的胜利，或说是这个国际奖项与中国市场相结合的胜利。在金钱与资本的逻辑下，作家莫言和运动员刘翔、姚明，和从“维也纳金色大厅”归来的歌手们并无本质不同。
比较耐人寻味的，还是在于原先那个相对精英化小众化的“纯文学”作家莫言，与一个大众化的、全社会瞩目的“富豪作家”莫言之间的反差。众所周知，中国畅销书的特性，就是“不看书的人所读的书”。因为阅读人口可悲地减少，文学界与读者之间的严重脱节，传统的爱好者很难再支撑起一个风生水起、生机勃勃的图书市场，大量在“圈儿内”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品，体现在市场上顶多也就是寥寥几万本——这还是往多了说。这样的尴尬未尝没有体现在以前的莫言身上。
那么也可以想象，在一个常年站立在纯文学塔尖上的莫言，他新增的“购买者”中，有多少是有意义的，可称为作家知音的读者呢？从某种程度上，莫言已经成为了官员干部们在饭桌上讨论的曲黎敏，成为了“上海小姐皮包里装着的”余秋雨，成为了奥数班外全职主妇们争相背诵的于丹。人们购买这些书籍，只是因为著者上了某个讲坛，或者获得了某个大家都知道的奖。通过购买，消费者便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参与了文化生活”。这样的结果不是莫言的错，但也是莫言所必须面对的悖论。
而在这里，恐怕还得重复一遍对“作家富豪榜”的陈词老调了：尽管消费无罪，但文学写作的价值是不可能用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细一想，类似的排名甚至完全显得荒唐——除了以逐利为第一使命的商人之外，没有一项工作、一种职业的根本价值是能够用金钱来体现的。医生的尊严在于医术高明，而非医药费高涨；教师的任务是百年树人，而非出去补课赚外快；至于官员，财产的多少也许更是和人民的幸福程度成反比呢——作家同理，他们的价值绝不等同于“价码”，有权评价他们作品优劣的，也只有那些真心去读、也读懂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