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明变异、政治更新、代际嬗替一直是主宰其变局的根本因素。而代际的嬗替更是饶有意味。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新文学家，创榛辟莽，居功至伟。曹禺、沈从文、巴金等第二代作家紧随其后，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钱钟书、张爱玲等在时局不靖、国族危难之际横空出世，铸就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梁斌等为共和国立下了史诗性的文学存照。上世纪80年代前期王蒙、张贤亮、李国文等反思极左历史，呼唤改革精神。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导性作家则大多是“50后”，贾平凹、莫言、张炜、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等人几乎书写了大半部当代文学史。同一个年代出生的作家能够在文坛卓然屹立如此之久，而且依然高潮不断、佳作频现，在惟新是从、趋时善变的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罕见的。孟繁华先生却在《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的文章，申明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50后”作家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那么，“50后”作家真的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绊脚石？对于这个话题，我有一点浅见，与孟繁华先生商榷。
“50后”的创作算不上一部“衰败史”
值得注意的是，“50后”作家适逢变动的大时代，人生底蕴丰厚而驳杂，眼界宏阔而深邃，因此他们既关注波澜壮阔的宏观历史，又措意瞬息万变的繁杂现实，既能够高蹈追求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又能够深情眷注访幽探奇的个人小叙事，既孜孜探求百年中国乡村的沧桑巨变，又能及时回应都市文明的蓦然崛起，因此他们构造的文学世界第一次较为充分地呈现了百年中国的全息影像，展示出国人云谲波诡的心魂历程。
“50后”作家年轻时大多有过知青、从军或乡村生活经历，在那如火如荼的燃情岁月中曾经饱受生活之火的淬炼，理想的飘飞和现实的泥泞交织于生命深处；而立之年左右，他们又遭遇改革大潮，世俗化之风倏然而至，销魂蚀骨，生命的挑战在所难免。与柳青、梁斌和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上两代作家相比，“50后”作家萌生了较为独特的个体意识、开放意识、叛逆意识；与“60后”、“70后”两代作家相比，他们又较多地保持了更为开阔深邃的历史视野、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整体意识、忧世求道的使命意识。近三十年我国较为安稳的外部环境和急促变化的时代精神，第一次给作家提供了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50后”作家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
贾平凹就是个显著的例子。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以商州系列小说登上文坛以来，就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何直面现实，书写宏大历史，展示中国城乡的沧桑巨变。《浮躁》问世，让人惊异于他对改革大潮的精心描绘；《废都》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型；《秦腔》高唱，更是让人惊异于乡土叙事的瑰异。孟繁华先生说，贾平凹已经离开了青年时代选择的文学道路和立场，其创作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衰败史”。但我并没有感觉出“衰败”的迹象，反而认为如果贾平凹只能停留于商州系列小说的创作，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贾平凹如此，莫言亦然。自从《红高粱》以叛逆的姿态问世以来，莫言也没有停下脚步，《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不断刷新世人对百年中国乡村的理解，绵绵不绝的民间精神在莫言笔下活色生香、龙腾虎跃，浩荡如裹挟一切、东流入海的巨川。这恐怕也算不上一部创作的“衰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