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创作理念，也一直推动着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发展。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文学如何应对又如何表达，成为影响当下文学生态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采访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请他们结合当下的现实和自己的创作，谈一谈对“创作与生活”命题的新的思考。
文学创作犹如一次源自生活的发酵。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生活，经由不同作家情感和才华的催化，“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呈现才成为可能。这是文学的创造性所在，也为大量的文艺实践所证实。源于生活，所以表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写生活”是天经地义的文学职责。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人们感知生活的触角已经无限发达，网络、电视、报刊、广播里关于生活的发现和表达似乎无所不是，也无往而不至。这几乎构成了艺术创作的迷障。文学的价值和使命由此被“推”了出来：面对今天的生活，文学有何独到的认知和发现，又如何去创造性地表达，今天再“写生活”如何写出新意、写出深度、写出特色来？
生活的源泉
掘得下去，流得长远
10部，450万言，20年心血，张炜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无论在体量、内容还是思想上都是一部皇皇之作。“现代交通工具使‘走万里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人对真实的地理空间的感受却丧失了。”《你在高原》正意在以“行走” 的姿势接续上广阔具象的天地，串起城镇、村庄、自然、人文的实勘记录与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传奇故事。因为受惠于这段远征跋涉，张炜更愿意将这10部书称为“地质工作者手记”。
一边是“京漂系列”近身的生活、轻快的节奏和晓畅的叙述，一边是“花街系列”对运河岸边的故乡沉静、湿濡的回忆，青年作家徐则臣近年来颇受好评的这两个向度上的写作，正来源于两个层面的生活的滋养。而他自觉警惕和反省的也有两处，一是，是否足够“及物”，从而让最真实的经验和感受忠直地付诸笔端；二是，是否足够“独特”，在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中不失自己书写的价值。
对打工作家郑小琼来说，生活是东莞隆隆机器声中逝去的青春，是流水线上编号245的自己麻木的面孔，是断指的疼痛和枯寂的夜晚一任笔尖流淌的安慰。“打工”，这个“沧桑的词”，成为她的创作盘桓不去的主题。她写电子厂，写塑料厂，写铁，写流水线，写疼痛，也写故乡。新作《女工记》为100个女工写诗，为的是把一个“们”字还原成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生命，只因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
刚刚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的作家李迪，将他对汪曾祺的作品百看不厌的原因归结为“满纸生活”，他希望自己写出的作品也能“浸透出生活，像包点心的纸透出油”。 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创作的来源不仅是亲历的，“如沙沉积”，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采集的，“似蜂酿蜜”。两年来他七下丹东看守所，“与警察同作息，与犯人共苦乐”，完成了30万字的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自己回味起来苦也是甜：“这一口生活的井好深！”
德国文化学者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将最适合讲故事的人的原型描述为两类，一是在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一是泛海通商的水手，前者因为谙熟本乡本土的掌故和传统，后者则能采集到足够丰富的风物传奇。直到今天，我们对作家的期待似乎也未脱这两个原型：一是写得深入，一是写得丰富。这就意味着对作为源泉的生活要掘得足够深，流得足够远，意味着作家们要沉得下来，走得出去。中国作家协会自2009年实施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制度，是作家“走出去”的一种探索。在作协主席铁凝看来，“和现代文学前辈的丰富经历相比，当代作家的履历越来越短、越来越单薄，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幸运，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有长而稳定的写作时间，不像前辈那样动荡颠簸；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需要走出去，走向田野大地，去经历风雨、认识世界。”
尤其是在写作职业化的今天，当依靠书斋写作、依靠历史写作、依靠想象力写作的提法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对“生活”的内涵、对“源泉”的意义的认识，需要对其有更丰富、更多层次的理解，但同时却不能把“生活”的根基抹煞掉，相反，创作只有接受来自生活现实、社会民生、时代精神等更多层面的考验和历练，才能找到不断打开自己、激活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