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羡慕北京有一个人艺。按照建筑学家荆其敏教授的话，人艺这样的地方是城市的“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他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60年的历史，让人艺成为这样地理学意义上的传统，是北京也是人艺的幸运和骄傲。北京人艺，成为北京艺术一种不可替代的象征。
我是看北京人艺的话剧长大的。刚读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了人艺的《茶馆》，以后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又教书。缺少戏剧教育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从这一点而言，我受惠于人艺，对于今年人艺60周年的院庆，心里充满感恩之情。如今，热闹的院庆早已过去，需要静下心来梳理并思考人艺60年不平凡的创造和流程中的长短得失。
60年来，人艺拥有很多优秀的导演、演员和剧目。在我偏颇的观点看来，《茶馆》、《鸟人》、《喜剧的忧伤》等作品，是其重要的收获，镌刻下标志性的年轮，醒目的划分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新世纪前后的时代分野。这个时代既属于历史，也属于人艺，为我们留下可贵的探索足印。应该说，这属于人艺的宝贵财富。
但是，北京人艺自己并不满足，北京观众也不满足，总觉得应该更好。那么，令人不满足的原因在哪里呢？在我看来，首要的原因在于新剧目太少，或者说如上述列举的优秀新剧目太少。虽然有新剧目如《天下第一楼》、《窝头会馆》上座率极佳，却是《茶馆》形似并神似的拟仿，并未跳出前辈的窠臼。虽然有不少新剧轮番上演，人艺所依托的，观众所看重的，基本是老剧目。说句不客气的话，人艺有些老态龙钟，几出翻来覆去来回演的老剧目，成为了把玩的老古董。
古董自有古董的价值，不是说老剧目不可演，问题是怎么演。如英国老维克剧团一样，专门演出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剧目，显然人艺不是走这样的路子。人艺最初是以莫斯科剧院为榜样而建立的。莫斯科剧院演出了近百年的契诃夫戏剧。但在去年他们赴京演出的契诃夫《樱桃园》，最后一幕，后台应该发出象征意义的笃笃伐木声、一道道门的落锁声，以及重要的台词“永别了，我的旧生活”，和老仆人费尔斯说的话“我就坐在这儿等”，都没有了，老仆人既没有坐也没有等。秉承着斯坦尼拉夫斯基传统的莫斯科剧院，打破了原有的生活与艺术的幻觉，重新演绎了《樱桃园》。前苏联的艺术家在北京曾经对我们说：“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从来不是完善的，也不需要完善，它永远是在发展与变化中的。”
人艺对于老剧目的处理，大多更侧重于形式，新布景和新导表演方式。当然，这些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发展与变化中重新阐释乃至解构老剧目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在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北京人艺将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重新搬上舞台。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老版《骆驼祥子》有着时代难以逾越的因素，新版的照本宣科，就实在过于缺乏思想与艺术的魄力了。依然延续老版对祥子和虎妞婚后的矛盾与冲突的芟夷，和对虎妞和祥子形象和性格的改写，特别是删去祥子最后的堕落，小福子的自杀，缺少了原著的复杂，人性的高度和心理的深度，和作为小说家的老舍笔下的冷酷和不可遏止的对人物的解剖和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的魑魅魍魉和人生的荒谬绝伦多义性的揭示。与上世纪50年代和粉碎“四人帮”后的演出相比，并未走出多远，轻车熟路的延续着旧有的惯性思维与方式，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反思。同样，对于曹禺的《雷雨》多次的复排，也依然是重走旧路，没有寻找到曹禺自己所说的“一首诗”的效果，便也就一次次失去了重铸人艺艺术新时代的机遇。
当然，这和剧院的灵魂有些失去焦点有关。剧院的灵魂应该是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位一体的。以往的人艺，有导演焦菊隐，剧作家曹禺、老舍，演员于是之等一批人。如今的人艺，三者都有所缺失。在缺少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的情势下，影响最大的是林兆华和濮存昕组合的先锋新派艺术家，却似乎和人艺主流传统有裂隙，起码没有完整交融一起而形成更大的力量。剧作家，以往人艺有曹禺和老舍的核心，如今人艺虽然频繁外请作家撰写剧本，毕竟只是客串的挂角一将，没有形成以往独立自主的创作力量。
如今，人艺的困境，其实，也是包括文学在内所有文艺形式的瓶颈。缺少新的，尤其是关注现实、震撼心灵的力作，成为当今文学与艺术的现实。只不过，由于文学的杂志与书籍等出版物多得花红柳绿，平面化纸面上的热闹，遮蔽了潜在的危机。而话剧则是多维立体，彰显在舞台上，更为惹人眼目罢了。要求人艺一花独放，有些勉为其难。因此，人艺的长短，就是我们自己的悲喜剧。正视这样的长短共生的现象，才有可能使我们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