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其中像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态系列、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等优秀作品的问世,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但就整体创作而言，目前多数作品仍停留在揭示生态现状、表达生态焦虑层面，而在更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更多样的审美表达方面则存在明显不足，行进中的中国生态文学尚需要有针对性地纠偏补弊，从“激情呐喊”转向更具启示意义的知性创作。
在情绪宣泄过后，生态文学尚需重建理性沉思。面对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促使作家借助文学创作表达对生态危机的真诚愤慨和深重忧虑，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单纯的义愤填膺之辞和人道主义呼吁，并不能给人以更多更深的启示。生态文学的优势在于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以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的弊端，但前提是作家必须克服盲目趋同的心态，尽快从一味的情感宣泄和浮躁的攻击咒骂中摆脱出来，对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更为理性、全面的剖析与反思，并努力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寻求可能的出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态文学作家们做到“心中有数”比“胸中有情”更具建设意义。
生态文学在强调“悲天”的同时，不能忽略“悯人”。由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现实背景，这一危机包括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使人类正在失去可以安顿肉身的物质家园；另一方面，自我意识极度膨胀所导致的精神危机又使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离人类越来越远。而生态文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批判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展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这正反两方面的努力，最终养成大众的生态意识和科学的发展观，建构起真正和谐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重获人类内心的宁静祥和是生态文学必须同步达成的使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实际情况是，生态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聚焦于批判人类对于自然进行的毁灭性开掘和表现人类对与自然界“同归于死”的恐惧，而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人性自身造成的桎梏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与审视。同时经历着内在精神困厄和外在环境告急的人类，如何能在解决自然生态危机的同时解救迷失已久的人性？放弃了对自身精神危机的救赎，人类恢复和重建和谐生态环境的希望、信心与勇气又能坚持多久？如果回避了这些问题，人类渴望从哲学和思想层面找寻生态危机的原因并进行精神疗救的诉求就无从实现，生态文学的生命力和深刻性也会大打折扣。
生态文学在求真、向善的同时，不能忘记塑美。作为文学领域一种特殊的形式，生态文学是在生态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它带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和强烈的生态预警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可以不必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生态学可以指引却不能代替文学创作。说到底，作家还是要凭借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并将有关生态的思维理念充分情感化和形象化后纳入具有审美意味的创作机制，最终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真正的生态文学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它不应仅仅是空洞的说教，相反应该是诗意盎然、充满文学独特魅力的。目前作家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热情日益高涨，作品也越来越多，但有不少作品形同材料连缀式的“同题作文”，根本不具有独特的美学品格。这种重生态化、轻文学化的倾向导致文学作品成了生态案例和宣讲材料，题材扎堆、形象刻板、情节重复、手法单一……种种缺陷不一而足。为改变审美意味贫乏的文本现状，作家们必须提升将形而上的哲学话语转换成感性的文学话语的能力，不能放弃对文学本质的坚持和诗性品格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