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由来已久，而作为一个文学话题和一群特定的文本指称，非虚构写作近两年尤其引发了一些关注。作家们以“在场”的方式和纪实的手法，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为人民与大地写作，唤醒和开掘了文学的行动力与介入力。在这股非虚构写作潮中，女性作家的创作尤其引人注目。《梁庄》（梁鸿）、《羊道·春牧场》与《羊道·夏牧场》（李娟）、《上课记》（王小妮）、《盖楼记》与《拆楼记》（乔叶）、《女工记》（郑小琼）等作品先后关注乡村建设、新疆边地生活、校园新生代、工厂女工、被拆迁群体，借由个人活生生的独特经验而触摸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作品发表、出版后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尽管非虚构写作热并不只限于女性文本，但一个显在的事实是，由这些女性作家创作的非虚构文本唤起了公众的阅读热情、引起了批评界的讨论，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多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在非虚构文体与女性写作之间隐藏着何种关联，对女性非虚构写作特色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将为今天激活文学的能量提供何种借鉴？
在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紧张地带
为什么读者爱读非虚构作品？因为读者渴望从文字中读到作为个体的真实感受，更重要的是，渴望写作者对我们身在的现实进行真实的倾听、书写和理解。非虚构文体的兴起回应了这样的“渴望”。所谓非虚构，包含着一种“争夺真实”的努力，诚如李敬泽所言：“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
将近年来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放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脉络约略可以看到某种轨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叙事是与文学启蒙有关的，作家们喜欢将自己的个体经验上升为国家经验讲述；1990年代则是与公共经验的断裂时期，写作者们以强调个人的、身体的、物质的、日常的、破碎的经验来抵抗对公共记忆的简单图解；而近十年来，如何将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进行有效的转化，如何将文学重新唤回到社会公共空间，这成为中国文学面临的内在困境。非虚构文体的开放性为当代文学如何摆脱90年代“自传式”、“个人化”的写作习惯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它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也因此挑战并且丰富了对文学本体的认识。
对女性写作来说，摆脱长期以来的“自传式”、“个人化”的写作习惯，打通与外部世界的情感关联，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非虚构写作恰恰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使得她们可以在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的紧张地带书写，用公共生活的沉重来击碎个人幻想的镜像，同时又以具体可感的个人经验对蹈空的、大而化之的公共经验进行质疑和补救。当强调关注社会现实的非虚构文体与强调个人化叙事的女性写作相遇，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出现“交叠”，非虚构文体本身具有的对“真实性”、“亲身经验”的强调与女性写作中对“个体经验”及细节的重视，使非虚构和女性写作的结合产生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最终成就了一个个独具意味的女性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