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全国图书博览会（第22届）在银川举办，展售图书30多万种，新书占70％以上。
在众多出版物中，人们常说的垃圾书以低折扣出笼，充溢浓烈的功利之心，中华文化的芬芳荡然无存。虽逞一时之快，然而对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后患不少。
我国年出书逾30万种，可谓皇皇大哉！
如此巨量出版，却无法令人兴奋。实因无论生产者（作者），还是产出者（出版者）都问题多多，尤以出版物的内在质量令人忧心。读书界常现无书可读的埋怨，所谓无书可读，不能怪读者有眼无珠，到底是出版兴旺？还是纸张堆垒？文化人体会最深。
尤以文史类著述、教辅以及衍生品问题最大。许多谈史作品仿佛黄口小儿的论文习作，初生牛犊喜作惊人之语，学养与证据俱为薄弱的条件下故意向权威挑战，无疑似街头顽童向武林大师扔泥巴，狂妄而幼稚。杂凑剪辑的内容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所谓原创者，也因常识阙如、见识偏颇，因而在叙述上问题频出，加之满纸沓泄不振的语言，读之令人头胀不已。
然而产出者不断为之推波助澜。在明星整容成风的时代，图书从业者似乎也摸透了这套关节，以表皮功夫而期产品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短平快的整容时代，光鲜外表，繁复耀眼的腰封，华丽可疑的说辞，藉此暗度陈仓，企图以多层次包装遂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愿。
这种情形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时髦，或深入骨髓的不良习惯，出路愈狭而愈不能休，但一回头已是百年身，要想改变这种情形，可能已是积重难返了。
即便大型出版社，也有令人震惊的残次品。读商务印书馆最近所出的《中国的海贼》（日本学者松浦章所作，谢跃译），为其可怕的差错而震惊。仅举一例，该书引用《点石斋画报》上的一段文字作论据：“浙江省之塘栖镇距省垣艮山门约四十里。近镇附有地名五港博陆者。此一小小市集官大河之冲，枭枪匪时有出没。故上宪派两炮船以镇压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此时已四绉哭，有四五小艇疾若飞。”
这段话越看越别扭，再看《点石斋画报》上的原文，不过是说：“浙江省之塘栖镇距省垣之艮山门约四十里，近镇有地名五港博陆者，亦一小小市集，当大河之冲，盐枭枪匪时有出没。故上宪派两炮船以镇压之。前月三十夜，有某官坐船过此，时已四鼓，突有四五小艇疾若飞。”
这一小段中，一是有多处标点错误；二是漏字，不能辨认干脆省略；三是加字，明明没有硬要加入；四是错字，对于行书体繁体字不能辨认想当然乱安一字……再细一看，该书对于廿四史有标点本的引用都没问题，对于刻本的引用，几乎都有错误。整书差错率不知是新闻出版署所要求的多少倍。真不知这样的“学术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又是怎样译成的！
旧时的文史学者，如史学家萧一山、缪凤林、王桐龄、方豪……，他们的著述，可用三个“实”来概括，即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结结实实，巍然峙立，仿佛金刚不坏之身。不幸滑落到近日下笔便错的现实。
在某一类出版产出者那里，对出版业纯粹以生财工具或饭碗视之，人们常说的垃圾书以低折扣出笼，充溢浓烈的功利之心，中华文化的芬芳荡然无存。虽逞一时之快，然而对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后患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