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广州学而优书店在富士康的邀请下，在其龙华场区开设了第一家工厂内的书店。2010年底，富士康单方面要求书店搬离。2011年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富士康继续履行双方合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富士康至今仍拒不执行裁决。我们不禁要问，富士康员工到底该不该拥有一家书店？
世界读书日，关于读书的话题随之升温。这其中，格外刺激的是日本人大前研一的说法。这位管理大师称：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
中国人真的不喜欢读书？按照大前研一的说法似乎就是如此，不过最近在媒体披露的跨国巨型企业富士康公司与民营书店学而优的纠纷中，似可得出不同答案。
据媒体报道，直到被富士康驱逐前，学而优书店中午11点半到1点半的时候，店里几乎都是攒涌的人头，甚至有的员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来，一直呆到晚上10点书店打烊，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还有读者故意把书藏在不引人注目的角度，并且折上记号，以便下次继续阅读。而作为同样的爱读书人，学而优店员们开始装糊涂，让那些书继续留在被藏的地方，等待藏它的人来阅读。他们最后发现，几个经常藏书的人，每个月也会花钱买几本书——“藏书”只是因为阅读需求比购买力要大。
学而优是广东最优秀的人文学术类书店之一，坦率说，这种书店似乎很难和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扯上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在进入富士康之前，学而优书店多开在大学博物馆、美术馆、机场等地，与企业，特别是与那些在企业中劳作的工人们，仿佛是两个平行却难有交集的世界。然而，被邀请进入富士康之后，出入学而优书店的，除了所谓的高管，更多的是过来读书的普通员工，“他们在中午、晚上、早晨自己休息、下班的时候涌进来，每天有几千人。”看来，中国人不缺乏读书的热情。
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潜在”的热情没有被焕发出来，让社区养成阅读的风气？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轻易归罪到富士康这家企业身上。正是这家企业，要撕毁合同把学而优赶走，也正是这家企业，在仲裁委员会已经有判决的情况下拒不执行，让一个企业社区中的文化中心被粗暴摧毁。
不过，我们都清楚，这个答案有些过分简单。作为企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有限，富士康愿不愿意搞书店，自有其自由。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那些挤在学而优书店的普通员工们，那些在生产线上劳作，又在书店享受阅读时光的青年们。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无从知晓他们的意见。这些爱书人，就这样被剥夺了享受阅读的权利。学而优富士康店，有两本书被翻阅最多，因此也最为破烂，一本是已故的原北京语言大学学生田维生前日志汇成的生命绝唱《花田半亩》，另一本则是韩寒的《1988》。看来，富士康的青年读者们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珍视生命，寻找常识，拒绝反智。这些喜爱阅读的普通员工，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个种子去影响他人，现在却被压抑下来。原子化个体面对巨无霸企业时候的绝对无力感和现代数字化管理与人的多元需求之间的不对等冲突，让人叹息。而一家书店的意义，特别是开在富士康园区这样的书店，再怎样估量或许都不为过。（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