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老牌学术书店风入松的倒掉让很多混过海淀学院区的人黯然神伤，我也不例外。我读大学时，北大周边共有四家书店，虽规模不大，却远近驰名，分别是南门外的风入松、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东门外的万圣书园，以及45甲地下的野草。不足10年，其中两家销声匿迹，另外两家勉励生存。
风入松之殇尚未痊愈，光合作用又倒掉了。这次受伤的可不止是学者和真正读书的人。光合作用是全国性的连锁店，专门开在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不但卖书，也卖各种小资情调的文具、礼品。于是，迷恋书店胜过迷恋书籍本身的人们也加入了悼念的队伍。似乎一夜之间，民营书店走上了穷途末路，无法挽回。
传统书店真的已经到了末日吗？每次遇见出版业的老朋友，我都会饶有兴致地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残忍）。但得到的答案与显而易见的现象截然不同。魏童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北京出版圈知名的图书策划人，早年以一系列畅销军事小说起家。他有个比喻，耐人寻味。他说：地球总有毁灭的那一天，但在那之前人类肯定能找到更加宜居的星球。说得再直白些，就算大环境风雨如晦，依然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大环境，不负责。至于时髦的数字出版，在他看来，“不也就是内容么？”
魏童的话令我很感慨。作为一个传媒研究者，我和我的同行、同事一直追逐着最前沿的传播技术：数字出版、数字电视、社交网络，等等。技术的发展令我们如此眼花缭乱，以至于有时竟完全忘记了书籍传媒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使命：承载内容、传承文化、激发思想。只要我们对内容、文化和思想还保持着敬意，传播技术的变革毋宁只令形式更加多样化而已。
于是我又开始回忆以前自己常去的两个书店：万圣书园和光合作用。翻了翻家里的书柜，发现很多书的扉页都被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购于万圣书园”，却没找到一本“购于光合作用”的。再仔细回想，似乎每次去光合作用，都不是为了买书，而是出于其他“乱七八糟”的需求：杀时间、喝咖啡、买礼品。如果我没估计错，其他人也差不多。原因倒不在于那里书卖得贵（大部分民营书店都很贵），而是那里卖的书不好，基本上就是赶时髦，什么畅销卖什么，人文和学术书籍很少见。当然，我无意指责书店经营者选书的“品位”，无论什么书都有自己的潜在读者。只是，仅仅从最纯粹的经营逻辑出发，也说不通，因为在学院区，顾客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书籍，而不仅仅是某种气氛、某种情调、某种与内容无关的东西。
《孟子》里有句话，很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意思是说，如果做什么事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先别急着怨天尤人，而要反思自己的过失。在欧洲，经常能看到上百年历史的老书店，静静开在冷僻的巷子里，不张扬、不扩大，书的内容也有沉淀。很多书店只买某一类的专业书籍，可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和店主简单聊几句，能感觉到他们打心眼里爱书、爱读书。他们用心经营的，是书所承载的文明与传统，而不是这种有形印刷品所能产生的商业价值。但最后的结果大多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真诚与虔敬也带来了利润，维系了生存。
所以，书店之殇，其实是一种错位的思维方式之殇。在将图书作为商品出售的同时，能否做到对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化、传统和思想做到起码的尊敬，决定了哪些书店能够屹立不倒，哪些要成为技术革命的牺牲品。同理，将出版业的境遇放大，关照整个社会，会引发更多的思考。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或一个行业的时候，是抓住了本质还是仅仅纠缠于形式？当某些领域出现危机，我们是习惯性归咎于环境还是先反思自己的问题？只要我们真正明白书的内涵和意义，就算书店日渐稀少，“书籍”及其代表的人类文明的精髓，也会以其他形态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