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聪明的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台湾“金援弊案”中，“外交部”经手十亿元所谓“秘密外交”经费不知去向，匪夷所思，超乎想象。自案发以来涉案当事人公开自清的种种情节，漏洞百出，谁都不信原因出在邱义仁“愚笨”或黄志芳“天真”，谁都怀疑背后必有隐情。以邱义仁尚未辞职，即已遭到限制出境；海巡署破天荒地将“行政院副院长”画影图形，通令所属，严防偷渡，此事何等严重，童顽可知。检方虽已出击，但陈聪明“检察总长”领导下的检察机关作业部署及相关行动，委实令人不敢恭维。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谁都可以看得到、谁也都充满狐疑，检方行事误失之处，似乎不堪细数。其中办案动作迟缓已经有目共睹！且不谈本案早在二○○六年即已发生；上周内情公开，轰动社会，检方先只锁定吴思材为对象，本周才对邱、黄、柯等高层人士采取行动。如果说是为了周密部署，那也应该，但是八路重兵雷霆搜索，扣押之文件资料似乎有限，只能给个邱“副院长”办公室“一尘不染”的评语。相较于邱义仁事前的老神在在，外界怀疑是否办案不力，不为无因。搜索黄志芳宅第，黄志芳不肯开门近一小时；媒体跟着检察官在门外静候以示尊重，谦逊的办案态度似也迥异一般。初始检方未办大鱼、先拿吴思材试刀时，第一次声押竟因证据不足而遭法院驳回，险让吴思材出境溜走。而全台注目的焦点恰是，对于这样一件上达天听的超级大案，检方执法究竟有无政治考虑，先决定政治停损点，以致大失常态？
其实，就在本案发生的那一年，二○○六年“法院组织法”修正，将“检察总长”改由“总统”提名、“立院”同意后任命，任期三年，并于最高检察署设特别侦查组，职司涉及“总统”、“五院院长”、“部会”首长之贪渎案件；以及“特殊重大”的贪渎、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秩序而经“检察总长”指定之案件，其目的，原是要设立一种可以超越于政治之外，不畏权势，侦办涉及高层官员之重大刑案的办案队伍；而现任“检察总长”陈聪明，正是首位试金石。
然而，民众及法律殷切期盼他不畏权势的“检察总长”，及其领导的特侦组，成军以来，有无丰功伟绩？在波及全台的“首长特别费”案中，检察体系迄今拿不出统一的“法令见解”，起诉不起诉的标准不一，离离落落，办案的特征则是滥权、草率，无以服人，也难以定罪，众多天王政治巨星涉案，唯一判决有罪确定的竟是足令法官夜不安枕、社会同感哀怜的小吏余文。昔日监察院若是只拍蚊蝇，不打狮虎，就被谑称为“蚊子院”。现在监察委员悬缺数年，行政高层违法乱纪嚣张妄为，无以复加。特侦组呢？好像连蚊子都打不干净利落。
社论质疑，“金援弊案”涉案层级史无前例之高，难道不是该由特侦组办理的案件？陈聪明“检察总长”竟然指定交由台北地检署而非特侦组办理，是何道理？是因为法院组织法规定“总统”涉案由特侦组办理，陈不想表示“总统”涉案吗？是因为法律规定高层“贪渎”案件由特侦组办理，陈不想表示本案是“贪渎”案件吗？是因为本案不算特殊重大案件，所以陈就不指定交由特侦组办理吗？还是因为特侦组检察官依法不受任何审级层次的约束，外界质疑本案有适用“外患罪”的可能，“外患罪”依法由高等法院管辖，不在地检署权限范围，不由特侦组办案即可确保本案不能朝“外患罪”方向办理吗？
“法院组织法”特设特侦组，期使办理政治大案无所畏惧，原来，“检察总长”只手即可让特侦组投闲置散，“法院组织法”规定作用落空，检察机关的勇气信用跌至谷底！
本案发生后，涉案者有人一派轻松，不以为意；有人说话避重就轻，规避责任；有人深谙防身之道，噤声无言，实质上行使“刑事缄默权利”。似乎都是好整以暇，有备无患。反而是责在摘奸发伏的检方，有无画地自限，步履踉跄，色厉内荏，让人看破手脚？
社论最后说，特侦组成立以来效益不彰，连“金援弊案”也派不上用场，人们不禁要问：“立法院”是否该立刻“修法”废了它吧？也免得放在那里只是摆设，反而引人误解“检察总长”面对高层犯罪案件精心调度的背后，具有政治考虑，坏了检察一体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