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生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核能争议,不只是安全问题而已。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我们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的发问,这是一个思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命题。“非核不可”的思考逻辑,除了凸显出当局对于经济发展仍拿不出创新做法,更限制了台湾社会向前进步的动能。
社论摘编如下:
三月天,台湾街头登场的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核游行,北中南共有超过20万人走上街头。和过去的抗议行动不同的是,这次少了许多政党动员,而有更多主动参加的社会运动“素人”参与,更有不少知名的导演、演员、歌手现身表达反核立场,带动了年轻世代对社会议题的关心。
反核运动超过20年来,过去除了不时被拿来做为政党对决的筹码之外,很少有机会真正进入一般公民的政治参与当中。切尔诺贝利核灾也许太过遥远,两年前日本的福岛事件,似乎才让台湾人对于核能的潜在安全风险,有了更为逼真的感受。民调显示,这可能是台湾有史以来表达反核立场比率最高的时刻。
“安全”是许多人反核的理由,而丢出“核四公投”的江宜桦当然也很清楚这点,因此搬出“没有核安,就没有公投”来作为回应的招式。然而,“废核”的诉求,除了“核安”之外,事实上更牵涉了更深远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核能争议,不只是安全问题而已。
首先,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事实上,台湾绝大部分的电力用在工业用途,民生家庭用电占相对很少的比率,其中又以石化、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吃掉了很大比例的用电。若单以目前“非核不可”的思考方式,正是在复制过去的经济成长模式,延续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发展,喊了半天的产业转型无疑只是口号。换句话说,核能支撑的是一套便宜行事的产业结构,只需复制、延续帐面上能够看的经济成长,消极地回应来自全球的竞争与转型。
其次,这是一个“我们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的发问。过去我们将能源的思考,落入核能与燃煤之间的虚假对立当中,同时“能源”被视做一种徒具消耗性的物件,却从未认真思考从“能源产业”带动新的产业转型的可能。“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如火如荼开展,台湾的技术仍停留在实验室中,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援配套,相关产业的发展始终受限。
最后,这是一个思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命题。核电厂选择在远离都会的沿海地区,核废料继续丢弃在离岛兰屿。核电的便宜行事,让都会中的资本更加肆无忌惮,然而风险却由偏乡的人民来承担。这凸显出台湾仍距离一个重视人权、公平正义的社会,还有多遥远。长久以来,我们的城乡发展便是在这种视野当中迷途,农村、渔村逐渐凋零,年轻人回乡的路途无比艰难,只得在城市中领着22K(注:K代表千,指台湾大学毕业生起薪为2.2万元新台币)载浮载沉。核电的持续发展,无疑正是继续复制这种社会发展的视野。
废核不只是安全问题,核能争议,或者可能登场的核四“公投”,向台湾所有的民众发出一个深刻而关键的探问:我们要沉溺于过去经济成长的暴发户励志故事,无视于奇迹背后的千疮百孔,或者以更为创新、积极的视野,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
当“核四公投”重新被拿出来,这是我们重新认真思考社会经济发展路线的关键时刻。若只想着复制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狂飙故事,恐怕结果不会太令人满意。“非核不可”的思考逻辑,除了凸显出当局对于经济发展仍拿不出创新做法,更限制了台湾社会向前进步的动能。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