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四问题五层争议 亟待理性对话

　　今年3月11日是日本3·11福岛核灾两周年日，核电未来发展的讨论持续在台湾发酵。台湾《中国时报》11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核四问题存在五层争议，亟待理性对话解决。将关心“核四”的“公民运动”转化成关心台湾“能源政策”的“能量”，这才是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

　　社论摘编如下：

　　今年3月11日是日本3·11福岛核灾两周年日，核电未来发展的讨论持续在台湾发酵，包括核四的“停建”或“续建”等，成为社会大众最关切的议题，例如前两天全岛反核大游行，民众参与踊跃，反核俨然成为“全民运动”。有更多的民众或团体关心公共政策，这是好事。但如何在此过程中，建构理性沟通平台，是当局与社会共同的责任。由于核四争议牵涉层面很广，它不只是核能科技议题，更是政治、治理或能源政策议题。而如果核四已成目前台湾最具争议的问题，到底争议在哪？我们从以下5点分析：  

　　第一，对科技了解不足：由于核能发电或核四电厂设计，有其专业科学技术，例如反应炉、围阻体、燃料棒，以及其它发电与相关建筑设备等，都有其复杂的专业技术。特别是，（核能与核能安全）科学日新月益，同时带动许多创新发明的科学技术；然而，核能科技的专业性，不容易在短时间瞭解，再加上资讯不对称或权力不对称，就容易产生误解。一旦误解（情绪）没有获得适当解释，就容易产生信任的问题。换言之，究竟拥核或反核者，对核能（安全）科技，有多少认识，恐怕还有待了解。

　　第二，对科技不相信：民众对（核能安全）科技不相信是另个问题，部分原因是福岛核灾效应，让许多人谈核色变。不过，对科技不信任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早期西方宗教视“地球是圆的”为禁忌。满清（义和团）时代，对西方科学，也充满着排斥与愤怒。民主时代，对于相信或不相信技术者，都应给予适当尊重。理由在于，这往往是每个人的价值信仰，对价值信仰的尊重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而对科学相信与否，因为和人与由人形成的“组织”含公司、政府与制度）有关，下列因素于是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对台电没信心：核四让台电背了许多“原罪”，例如核能电厂在威权时代，主要以“安全”为由，甚少进行核电厂相关资讯的开放与沟通。 

　　第四，对当局不信任：日本福岛核灾，加深民众对核四与当局的不信任。由于台电是隶属“经济部”的“国营企业”，受到当局或政策管制。此外，台电承担了许多当局的政策任务，例如核能发电即是当局既订的能源（核能）政策。也因此，许多台电无法或难以处理的议题，很自然地就会造成民众对当局的不信任。尤其是，当局涵盖的政策议题比起台电所要顾及的层次和层面更深、更广，也就是说，其实当局面对核四议题的复杂度更甚于台电，如此，也更加重了民众的不信任感。  

　　第五，对政治不信任：政治制度设计，本来就在解决政治争议；但有时因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使得政治争议难以解决。例如，可能因为媒体与社会对政治的不信任，导致原属科技的问题，层次不断上升，形成必须透过政治（“公投”）手段，才能解决争议。问题是，民众对政治不信任，让前述理性或科技的问题，无法获得充分讨论，结果重点变成了“公投”各项政治技术操作面的问题。  

　　显然，核四停建或续建已成“安全”层次的能源安全问题，非台电或“经济部”能处理。因为前述五层次争议难解且有连动效应，例如有民众因对核能科技不瞭解，导致对当局或政治的不信任。目前社会弥漫的气氛是，民众感觉不安全的“情绪”，已经远远超越了理性认知不安全的程度；也使得拥核与反核之间的对话，益形困难。  

　　不论核四停建与否，都将深深影响到台湾未来的发展。因此，拥核与反核者如何透过沟通，进行理性的对话，非常重要。目前讨论热烈的“公投”议题，或许能暂时解决政治争议，但仍可能无助于解决核能科技争议。距离未来核四“公投”仍有一段时日，当局、社会、媒体，均有责任针对前述争议，作深入广泛的沟通讨论。若能透过对话建立共识，将关心“核四”的“公民运动”转化成关心台湾“能源政策”的“能量”，这才是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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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