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心灵：从仇恨幻想到反社会暴行

　　台湾《联合报》23日社论说：台湾捷运惨案最初传出的消息，是一名醉汉持刀在台北捷运上砍人；但随后大家看到的凶手是一名外观与一般年轻人无异的大学生，他既未饮酒，亦未丧失心神，却连续挥刀砍杀造成4死24伤。这样的犯案者，为捷运史上首宗随机杀人事件勾勒出最幽暗的险恶与不安。

　　之所以会把凶手误传成“醉汉”，因为那是最容易想象的事：或许是家庭破碎，或者长期失业，又或临时受到什么刺激，然后在酒后失控作出可怕的暴行。然而，21岁的郑捷却只是“从小就想要做件大事”，本来打算大学毕业后再付诸行动，但“今天正好没课”，他就买了刀子，试乘了一回，即挑选捷运站距最长的一段向同车旅客下手。

　　但如果是醉汉，外人很快就能辨识出来；如果是外显的精神异常，旁人也比较容易提高警觉。然而，郑捷的危险心灵包藏在他平静的外表底下，他的反社会人格被大学生的身分掩盖；他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那句“我没有放火烧我家”的留言，被当成青春叛逆的趣味；他大学宿舍门上“打死不治疗”的横批，是室友们共同分享的病态时髦。在这样的文化下，像这样心存仇世的幻想、却又毫无罪恶感的年轻人，就算台当局在每个捷运站都部署了警力重兵，又如何防制这类危险分子？

　　郑捷的犯行，让人联想起挪威夺走70多条命的杀人者布列维克，以及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造成3死近200伤的查纳耶夫兄弟。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个人（而非组织）策划犯案，都选择在公共场合向不特定对象下手，他们并不是个人在成长过程有过不幸遭遇，却选择随机杀人的方式来宣示自己以为的“正义”或英雄行为。

　　挪威的布列维克行凶是为了反对欧洲外来移民太多，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查纳耶夫兄弟引爆炸弹，则是不满美国出兵阿富汗及伊拉克，要为伊斯兰教报复。然而，郑捷冷血杀人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难道真的就是立志要“做件大事”吗？或者只是杀人格斗电玩玩到走火入魔？再说，持刀杀人和引爆炸弹不同，前者需要近距离面对被害者血溅肠流的惨状，那是加倍血腥的事，而郑捷能连续刺杀多名乘客仍不手软，其冷酷和残暴真是教人难以想象。

　　反社会人格的一大特征是“无罪恶感”，严重缺乏良心的谴责，也不会感到内疚或不安。警方前天侦讯郑捷时，认为他毫无悔意；甚至在警方提醒他上有父母、下有弟弟时，他依然无动于衷，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心理特质。目前，我们尚无法判断他为何如此，但从昨天案发后脸书立即有人成立“郑捷粉丝团”，宣称要支持郑捷，“崇拜他、敬爱他、感谢他清除社会污染物”云云，且短短数小时便有上千人加入，可以看出社会上或社群网络的若干角落确实存在助长“反社会心理”的邪恶触媒。这点，脸书上对郑捷的暴行按赞和高呼“郑捷处死刑”、“郑捷去死”的两种声音，其危险本质同样让人担忧。

　　郑捷的随机杀人计划提前发动，和近来的街头抗议有没有关系，外界难以断言。但4月间他在脸书上声称自己“会有一番大作为”，文中出现20个“砍”字，正值台湾反服贸、反核四、割阑尾示威期间；当时那种沸沸扬扬“造反有理”的气氛，乃至警察面对群众束手无策的情景，也许不知如何刺激了郑捷的神经，想要“做件大事”的念头便油然而生。在他的周遭，其实也有人察觉情况不妙，因而通报了大学校方处理；遗憾的是，学校的咨询终究无法深入他的黑暗之心。

　　如果说太阳花学运表现了年轻族群对政治的关注和世代叛逆，郑捷的随机杀人事件则暴露了年轻世代反社会、缺乏良知的危险心灵，这一体两面的正反关系，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面。也因此，反省此一事件，一味要求“增加捷运警力”恐怕不是正确的解方，而必须了解郑捷的心里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仇恨幻想，导致他如此冷血地向身旁无辜市民下手，以及他一心想要扮演反社会角色的致命诱惑究竟从何而来。

　　社论最后说，我们也要向勇敢力擒郑捷的白发伯、雨伞哥致敬，在人们仓皇失措时，感谢你们伸出正义之手阻挡了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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