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日前举行记者会，引用台当局“教育部”的统计数字，指为提早因应少子化导致生源剧减，许多私校以超额及授课时数未达钟点为由资遣教师。从2009到2013年短短4年内，私立大专院校教师员额就减少了1015人，不仅让拥有博士以上高学历者想在大学任教一职难求，更出现强制资遣超额教师的裁员潮。

　　台湾《工商时报》23日社论指出，这股在岛内私立大专院校引爆的裁员潮，其实只是当前台湾高等教育诸多问题的一个环节而已，全文如下：

　　当前台湾高等教育的其他怪现象，至少还包括：培育过多的博士生，造成博士满街跑。不是任教机会一职难求，就是只能担任形同廉价劳工的兼任教职，流浪全台各校兼课，实质所得每月还不到4万（新台币，下同）。但另方面各私立学校却又充斥由官员、公务员及公立大学退休转任的所谓“双薪教授”，也就是一边领公教人员月退俸，另方面却又可以在私校担任专职教授，顺便当起学校的“门神”。粗估这类“双薪教授”，人数约在2,000人，自然也使年轻博士的任教机会雪上加霜。

　　不只如此，即使能够在私校任教，想要保住教职，面对少子化的冲击，他们往往还要兼负招生之责，其招生绩效甚至占教师考绩的5成。而既然招生不易、生源可贵，教师如果想要严管勤教，刷掉学习成绩未达标的学生，后果可能是自己先“被资遣”。如此环环相扣，也就难怪当前的台湾高等教育，业已陷入学生入学容易，却素质变差，学历浮滥贬值，高学历反而形成高失业率，进而引发年轻世代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以至恶化为世代矛盾的恶性循环深渊中。

　　检视今天台湾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这诸多问题，少子化的来临其实只是让问题加剧而已，真正关键而又讽刺味十足的因素，其实正是来自于摸索推动了20年的所谓“教改”。回顾当初李远哲倡议教改时，只着眼于废除联考制度，以及放开进入大学的窄门。但实际推动起来，却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包括台当局与民间，打着“教改”的旗号，竞相增设公立大学，以及让技职学校升格为科技大学。在这种“民粹式教改”的风潮下，台湾的大专院校快速暴冲超过160所，入学门坎低到8分即可入学，却还招不到足额学生。这就是“民粹式教改”所留下来的成绩单，或更准确说留下的烂摊子。

　　谈到民粹式的思维和决策模式，教改其实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为制造过多的教师或博士，使得社会上充斥着流浪教师与流浪博士。而另一个新的流浪族群，也已隐然成形。近年来同样在民粹思维导引下，“考试院”放宽高考律师考试的门坎，从早年律师高考每年只录取个位数，渐次膨胀到数十人，上百人，而这些年则每年能通过高考律师资格考试的竟然多达千人。其结果，就如同博士满街走，一职难求又薪酬偏低；目前这些新考上的准律师们，往往苦于找不到实习机会而无法取得考试院核发的律师证书。而即使最后获颁律师证书，却又要面临工作难求的困境，不是要委屈自己担任法务助理，就是只能沦为流浪律师，其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迨可想见。

　　台当局花这么大的心力与经费，广设大学，让大学生满街走，让律师不再是稀有物种。但是满街的流浪老师、流浪博士、流浪律师，他们的失望与不满情绪完全可以理解。归纳起来可以说台当局花钱花力气培养了一大堆高学历人才，但却没有足够、相当的职缺来安顿，到头来等于是制造了一大批对现实社会失望、不满的高等知识分子，自然也就成为晚近社会动荡不安的火种了！

　　民粹式的思维与决策，不只在人才培育上出现重大问题。扩而言之，散处全台各地文化馆舍往往被讽称为“蚊子馆”。“交通部”最近指出有6处台湾机场使用效率不足，自然也应算是“蚊子机场”。

　　这些“蚊子家族”无一不是在民粹思维的驱动下，行政决策部门响应在先，“立法”部门则加码在后，因而投入的预算资源固然难以计数，但结果却是留下处处烂摊子，以及在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不满人士，外加台当局财政困窘，债台高筑。归根究底，台湾如果未能跳脱民粹思维与民粹决策，不只各行各业都要被迫流浪，恐怕台湾的处境也将是在流浪而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