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学费调整办法日前公布，规定新学年度调涨幅度不可超过2.88%，台湾《中国时报》29日发表社论说，不少大学都反应此种调涨方式很难反映办学成本，无法有效改善大学质量。但各大学也都已经陆续提出调涨案给台湾教育部门审核，趋势上未来多数大学朝调涨的方向走，恐怕是已经确定了。
社论说，这波大学学费调涨之所以会引发争议，除了正好碰上通货膨胀，时机的选择太过敏感外，最主要还是台大李校长发言捅到了马蜂窝，他指出符合低收入户相关补助金的台大学生，过去只占1.5%，拥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台大家长，却只要缴私立大学一半不到的费用，让其子弟享受台湾最好的教育质量，这是相当不公平的。
社论指出，姑不论这样的论调是否让许多台大学生感到不服气，李校长某种程度上确也反映了台湾长期以来高教学费的调涨盲点。早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曾提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的名言。当时岛内天下杂志创办人高希均教授参考弗里德曼的学说，对于那时的大学低学费政策提出了大学教育重视的是质量而非便宜价格的看法，认为如果继续采取低学费政策，不但无法让大学质量全面提升，反而会造成台当局长期补助中上阶层子弟、忽略弱势家庭，造成劫贫济富的不公平现象。
由于当时处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人均所得只有1700美金，社会上贫富差距不大，多数人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光明的未来，包括通过大学联考制度，就可以有向上阶级流动的机会。当时高希均教授的主张并未受到重视，台当局仍然大量补贴公立学校，就读公立大学每年每生只要交4000到5000元，虽然私立学校收费仍高于公立大学，但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不大，应属于低学费时代。
社论还表示，事隔卅年之后，在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岛内历经以松绑与放权为主轴，重视自由、竞争与效率等原则的十多年教改之后，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之后，家庭资源与所住地区的城乡之别，成了影响中小学生教育成就的关键因素。透过大学教育来进行翻身的机会相对在减少中。尤其几年前台大经济系教授骆明庆的《谁是台大学生》的报告，以台大为例，说明公立大学的低学费政策，其实只是帮助了中上家庭，并未真正协助弱势家庭子弟。例如以目前台湾居民平均所得约美金一万六千元为例、公立大学学费每年只有约五到六万元，私立学校却高达十万元以上，与卅年间国民所得与公私立大学学费相比虽涨了近十倍，可是过去的居民所得分配差距不大，如今台湾所得分配差距逐渐扩大，所得最高的前10％和最后的10％来比较，两者差距高达卅几倍，甚至所得最高家庭全年劳动报酬是最低家庭卅六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维持现有大学学费的结构，只会造成“利富”而非“利贫”效果，甚至更加助长贫富差距的扩大。
只要花些心思去了解一下，就不难发现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台湾私立大学在学生，有因为不堪学费沉重负担而选择提前休学者，有因为每学期都申请助学贷款而提前欠下巨额债务者，也有超时打工以赚取学费者，他们享有的教学资源与空间，与公立大学完全不能比，他们毕业后的竞争力也可能不如公立大学的毕业生，但他们却必须付出比就读公立大学更昂贵的学费、甚至更沉重的交通与住宿成本，才能完成他们的学位。这种差别待遇，要说是符合公平的原则，恐怕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吧！
社论最后说，而台湾高等教育学费的每年调涨，未曾真正解决公私立大学收费的悬殊问题，何尝不是让富人享有白吃的午餐又一例！放眼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真的没有可以白吃的午餐，尤其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如果要大学质量更好，甚至贫困学生可以受到更好的照顾，拉近公私立大学学费的差距，何尝不是一个开始！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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