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府最近邀请一群人来看自己怎么“割肉”。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同时，此前有关汶川地震的捐款流向再次引发关注。按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团队的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8月1日《燕赵都市报》）
记得几年以前，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举了个例子，她在美国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她到了某个基金会提出希望看一下过去一年的全年收支，雇员马上从电脑里打出一大页纸，上面清楚注明了每项收支，甚至包括主管人员的工资支出。每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这些钱又是怎么花出去的……在美国这并不新奇，任何一个公民，甚至包括外国人，都可以随时抽查公益慈善机构的财务情况。
在中国，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还很低。甚至玉树地震以及更早一点的汶川地震，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很大部分被要求汇缴拨付到政府机关和红十字会、省一级慈善总会专用账户中。而这曾一度引发争论，在公众的理解中，捐赠不应变成政府的“额外税收”，政府使用地震捐赠缺乏透明程序，应该培育民间组织帮助政府使用捐赠。这些意见很对，符合慈善的方向，但可以假设，以中国慈善公益组织今天的情况，把捐赠全部交给公益慈善组织支配，无论政府还是公众，多半也不会放心。
事实上，政府也好，公益慈善组织也好，在执行能力、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都不够正规和完善。间或曝出的丑闻，更是令大部分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以公益捐赠和使用中的透明指标为例，“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显示，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整体的透明情况非常不乐观。去年底发布的这份指数显示，中国两千余家基金会的平均得分仅为45.79分，约占总分129.4的35%，也就是不及格。不仅如此，大部分明显不符合法规要求的基金会却顺利通过监管部门的年检。
慈善是一件专业的事情。无论捐赠本身还是使用捐赠，都不是简单交给公益慈善组织或者政府就完事。而从发展方向上说，公益慈善组织确实应该发挥更大作用，这也是必然之路。但要实现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并且规范有效率，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就必须早日解决阻碍其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因为政策、法规上的困境，各类民间组织注册都比较困难。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壮大缓慢，以至于公众捐出的钱是否捐得安全，用得有效率，真正用于受灾对象难以保证。而要让更多可信、高效、专业的公益慈善机构增加发展，政府就应该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当然，松绑并不是说很多社会性、公益性事务不需政府参与，政府参与慈善事业最好的途径，不是直接参与，而是制定良好的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下，各类民间组织有较为宽松的生存和运行环境，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而政府只在立法和监管上倾尽全力，而非将精力用于组织发动捐赠或者使用捐赠款这些具体的事务上。这既节约行政成本，政府也不再背负捐赠款成为“额外税收”的骂名，并根本上保证了慈善事业的质量和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