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事件的真相，时隔多年，仍扑朔迷离。广东有广东的说法，山东有山东的陈词，无论是非怎样纠葛，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的“真相”，显然没有说服得了当事人的绝望。舆论上一片唏嘘，同情甚至溢美。可事实上，以非正义的手段实现所谓正义的目的，程序已千疮百孔、面目可憎，这与看似穷凶极恶的厦门陈水总、江西钱明奇，本质上还有什么差别？
不管是广东还是山东的说法，都牵出了冀中星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即治安队员。就像前几日“突然倒地死亡”的瓜农邓正加一样，不管结论如何，若没有城管“登场”，邓不会死得如此“突然”——同样，要不是冀中星“碰”上了当年的治安员，命运或者也会被改写。起码眼下还说不清，人是不是被治安员打残的，但东莞方面拿出的10万元钱款，不管叫“救助款”还是“赔偿金”，确实令人浮想联翩。财政不是福利院，花钱总得有花钱的道理。
连日来，舆论及公众对冀中星多有悯恤之情，这恐怕主要是遵循常理的推断。根据东莞公安局的数据，该市约有各类治安人员15万人。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招聘和管理使用的仅有12642人，还不到整个治安员队伍的10%，更多治安队员由村镇或社区招聘和管理，“干着警察的活，拿着打工仔的钱”。
一方面，在当年查勘暂住证的狂热年代，不少治安员当街拦人、呼来喝去的情况，并不鲜见，治安员与千千万万打工者之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来了；另一方面，因编外或临时身份，治安员的生存压力也并不小，在监管阙如时，于是贩毒、收保护费、恐吓罚款、以查证为由敲诈等，便将自己推向“妖魔化”的险境。
临时工城管、连临时工都不如的治安员，严格来说都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其执法权都得打上大大的问号，却在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序列中，风餐露宿在矛盾与对垒最集中的一线。7月22日《人民日报》评眼下的城管乱象，说“杜绝城管暴力需权责相称”。但如果仅仅从权责上考量，似乎这是个无解的悖论：没有执法权的，怎么能肆意执法；既然“人员不够”，为什么地方财政宁可赔钱挨骂，也不愿规划扩编？
城管与治安员的问题，本质上殊途同归。很多地方说，人不够、钱不够，城市摊子太大，能力捉襟见肘。这不是没道理，但如果少管点、管制粗放点，需要那么多人吗？城管与治安员涉及的一些管理领域，连行政许可的层级都够不上，却往往在地方部门的“主动作为”之下，成为紧锣密鼓的执行领域——问题是，卖个西瓜或随便逛个街，一般情况下，需要有那么多与权力有染的“制服”盯着、管着、罚着吗？
行政审批在简政放权时，怕就怕这些最基层的执法或“类执法”部门仍我行我素。电影审批少个环节、公司开业少道手续，固然是裨益社会的好事，但那些出没在街头巷尾的、最司空见惯的城管或治安员，让他们少管点、管好点，恐怕是比扩编或素质教育更重要、也更现实的命题。（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