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武汉市行政应诉工作暂行规定》，从制度上规定：对于6类行政诉讼案件，应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应出庭应诉或参加庭审旁听；因违法行政导致败诉的，按规定予以追责。
除了法院建议等情况，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诉、旁听不是司法程序的要求。但是，行政诉讼的判决涉及到行政行为自身的调整、更改，司法执行力与行政执行密不可分，实际执行过程就离不开应诉机关负责人的作用。跳出司法程序而谈实际执行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到行政负责人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人们正是以行政负责人的应诉率、出庭率作为行政诉讼效率的参照。
《暂行规定》是政府规定，它其实是以行政自律的方式，主动参与法律执行效力的强化。当然，我们对《暂行规定》可以有更多的期待，效率只是一个方面。负责人的出庭，还体现为应诉机关最高权力代表有参与。也就是说，应诉机关不仅有法律代表，更有权力的直接代表，体现了权力直接在场，甚至权力当面接受聆讯。在象征意义上，行政诉讼双方有了一种比较对等的姿态。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体现为《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施行。这么多年来，行政诉讼的信任度却一直不高，“信访不信法”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作为现代司法制度的行政诉讼，往往被人们称为“民告官”。“民告官”在古代多表现为越级告状，就是将利益诉诸权力更大的官，吁求自上而下的为民做主。今时今日，很多人也在称越级上访为“民告官”。在观念上，行政诉讼就好像是众多“民告官”手段的一种，而不是被当做驯服权力的法律工具，以及权利救济的根本途径。
行政诉讼双方力量长期失衡，与政府争讼仿佛是蚍蜉撼树，要借助勇气，需要巨大成本，进入诉讼渠道就已经下了很大决心。“民告官”又“官难告”，以至于胜诉率都成为诉讼效率、公平的简单衡量。胜诉率低，诉讼可能就不对等，人们认为非司法因素在干扰，或者认为权力资源充实，法律博弈的能量足够大，政府打赢官司好像是必然，公民胜诉仿佛才算法律可信。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建立的印象，它表明人们内心里就不认为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据理力争是好办法。这种印象的传导，致使人们很难建立法律的信任，人们主张权利时甚至不会优先选用法律武器。
应诉机关负责人出庭，至少算是一种姿态，体现了强化法律执行效率的态度，也体现对民众诉讼对等地位的尊重。这是主动将权力摆在与民众平等的诉讼地位。政府加强自律，摆正姿态，主动面对法律，这当然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依法行政，既需要法律加强行政权力的约束，同时也需要通过行政自律，将法治精神内化。当然，人们对行政诉讼的印象会不会因此改变？多大程度改变呢？在根本上，这种印象源自司法的独立地位，需要更长远的发力。
行政诉讼效果如何，诉讼双方的地位怎么样，最能检验公民、政府、司法之间的关系是否平等，对于建立法律权威、法律平等、法律可信的印象来说，尤显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