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近日,有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2011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10月30日《新京报》)
为何“幸福”一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并影响到国家的施政方向？这并不是说之前的发展方式或施政目标不符合 “幸福”的目标,而是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之中,发展成果或者说体现在经济指标上的成绩,并未注重与民众感受的生活质量的关联。所以,提出“幸福”的施政目标,恰恰是为了弥补这种指标增长与民众感受之间的历史落差。
当然,即便各地对“幸福”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要与此前的经济发展目标互为割裂。那么,各地纷纷提出将“幸福”作为施政目标打造,就尤其需要避免的是按发展GDP的老路一样指标化,然后从指标的完成情况上,去得出一个“幸福度”。因为,真正的幸福度恰恰是民众对于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一个综合评价,它是在各种施政指标外的一个民间指标,“幸福度”的裁判员不是政府而是民众。也只有落实到这一点,幸福概念才能真正有实质意义。
应该看到,过去我们的发展之所以未能体现出很强的幸福度,就是因为未能在经济指标的发展之外,将民众的切身感受纳入到宏观上的发展目标中来。一来,是因为发展理念上的差距,二来,更是由于很多民生诉求未能得到响应,民众对于衡量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不够。
很多城市和地区提出“幸福”的施政目标,固然体现了对于民意的重视,但就目前而言,它仍未脱离GDP思路下的指标化倾向。诸如一些地方将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公平等纳入幸福指标的考核中去,表面看来,这种指标考核使得幸福能有据可考,但其中的问题依然很明显,首先,作为本应起到具体化作用的考核项,看起来仍大多停留在空泛的概念之中,如何考核,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其次,诸如社会公平、生活质量这些本就很难用指标去考核,结果怎样,最终还是要回到民众的感受上来,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原点。
当“幸福”成为时髦词,还需警惕作为主观感受的幸福被过度“消费”。毕竟,相较于能够具体以数字指标得以呈现的GDP,幸福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对其的考核也主观化,因此,就可能出现“承诺易,兑现难”的现象,最后变为空洞的说辞。这可能也是其能迅速得到响应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下,幸福帽子底下的“干货”具体怎么装,才是真正的难题。
但无论如何,政府将更多的目光瞄准了民众的“幸福”,无疑是一种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式上的双重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