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出现整体性的幸福焦虑,幸福诉求就会变成一个主导情绪,施政者也就容易将幸福作为施政目标
媒体消息称,全国至少有18个省市区将幸福列为施政目标。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口号。不过,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幸福被指标化、数量化的现象。
前不久,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发布中国幸福城市排名,央视发布省会城市幸福感排名,二线城市多列榜首。而在“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北京、上海在100个城市中分别位居第96位和99位。
前一段,媒体街头采访中“你幸福吗?我姓曾”的“神回复”,引起舆论调侃,不少人吐槽,自己总是“被幸福”,日子其实过得很累。
这些有关幸福的消息挤在一起,充塞了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使幸福不仅成为社会热词,更凸显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幸福作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梦想,作为各国民众追逐的目标,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推进3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表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人们喜欢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来描述碎片化的时代感受。这样的描述未必真实准确,却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脉动。这就是,我们正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思想转化、文化转变,每个人的感受是如此不同,却又在总体上表现出这个国家的生机与活力。
在社会动荡时,幸福离人们如此遥远；在社会平静期,幸福也很难成为关注的话题。恰恰是在社会的急剧变动中,经历变化的人们大都在思考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真义,幸福也便如此强烈的叩问着人们的心扉。
发展与变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剧烈冲击。在生活秩序的解构与重构中,有的人获得幸福,有的遭遇不幸；有的人此时感到不幸,又彼时感到幸福,有的为此事感到幸福,为彼事感到不幸；有的人获得幸福后又新增幸福的烦恼,目标总也达不到,有的“给点阳光就灿烂”,感到很知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民众关于幸福的集体性心理焦虑。
事实上,当社会出现整体性的幸福焦虑,幸福诉求就会变成一个主导情绪,幸福感就会被不断测量,以“顺应民意”为导向的施政者也就容易将幸福作为施政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讲,“幸福施政”没什么不对,它总比不感知民众冷暖好恶忧乐而自行一套要强得多。
然而,在追逐幸福的过程中,尤须对幸福有清醒的认知。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是一种个体感受。幸福与物质成就相交却不是正相关,一个烦恼缠身的富翁未必比一个知足的平民幸福感强。幸福是一种变动的状态,获得幸福之后,又会有新的忧愁。人们对不幸感觉清晰而具体,但祛除不幸后人们未必就有稳定的幸福感。
由是观之,把琢磨不透、飘忽不定的“幸福”量化为具体的指标指数,甚至与政绩挂钩,就容易出现数据造假、“被幸福”的现象,幸福感调查与民众真实感受就容易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幸福施政”如果把握不当,就容易跌入“幸福陷阱”,与民众的幸福背道而驰。
是以,幸福可以成为施政目标和奋斗追求,但在施政过程中却应知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更应懂得造福民众的方法、把握民众的幸福诉求。如此,幸福施政才能与民心同步,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在前行中,民众其虽或有不幸,但在总体上而言,幸福感的质量不一样,它所折射的社会发展程度也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