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一些中央部门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情况，公众也从中挑出一些问题。比如，国家文物局今年接待费的财政预算比去年实际支付高了100余万元，两倍多的增幅令人很难接受；中科院“三公预算”今年预算高达两亿多，公众质疑其接待费过高，去年仅公车消费就超过七千万元。(7月10日《京华时报》)
本来，按照国务院画出的时间表，中央部门在6月就应公开“三公消费”情况。时间已经过去十来天，现在大多数中央部门仍处于“爽约”状态，令人遗憾。国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少数部门率先披露三公消费，对其勇气，应给予赞赏与鼓励。这些部门给人的感觉，多少有点“清水衙门”的意味，不过呈现出来的问题，却也并不清澈。这样一来，公众自然更加希望看到中央部门都能站出来，展示其“三公消费”真实情况。
公众仔细打量“三公消费”的账本，发出一些质疑声音，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作为纳税人，谁都希望自己“充公”的钱能用在刀刃上，来实现更多公共利益。公众对“三公消费”保持强烈挑剔的眼光，本身就是公共意识的觉醒。从已经公布的中央部门情况来看，一方面，这些部门摆出的相关信息，本身并不全面细致，多属于选择性公开，不利于公众全面监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选择性公开的情况下，“三公消费”也仍然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相关理由很牵强，很难证明其经费使用的正当性。
比如，国家文物局公务接待费今年暴涨两倍多，理由就是拿预算与执行来说事。他们强调去年7个外国来华文化交流活动未能举行，所以才没有花掉更多的接待费。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只要有点财务常识的人都明白，财务预算本身就是极其严肃的事。堂堂中央部门连请客吃饭的钱都预算不好，这本身足够让人当笑话看了。
至于中科院解释超过七千万元公车消费，就更莫名其妙。一句用于“科学考察、科研活动”的宽泛说词，让公众又如何监督？谁能证明其中就没有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公费旅游呢？“三公消费”令公众非常焦虑，说到底，就是担心其中存在太多“以公肥私”的腐败。只有将相关费用的使用标准与具体执行情况全面公开透明，才能真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不必讳言，公众的挑剔眼光与持续诟病，会对中央部门形成一定的压力。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仍然还有那么多部门继续“爽约”的原因。其实，“三公消费”背后可能“水很深”，这并不仅仅是公众猜测，而是被无数事实证明过的事。现在一些中央部门迟迟不愿公布“三公消费”，对中央与国务院相关要求置若罔闻，本身已是错误。如果还幻想可以使用“拖”字诀最后不了了之，或者花费心思对“三公消费”进行更多的技术处理，甚至在公布的结果中注入“水分”，那样的话，到最后不但躲不开公众挑剔的眼光，反而会掉进公信力沦陷的更深的泥潭。
无论如何，现在一些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已经是一种开始。接下来，公开“三公消费”将走向何处，仍有太多悬疑。公共财政的使用，最终不可能绕过公众挑剔的眼光。现在相关部门应该把公众的诟病看成鞭策与激励，而不应该简单地视为压力与负担。当然，对于那些仍然还死死抱住账本不愿以真面目示众的中央部门，人大也有必要通过行使质询权来倒逼其迅速进行信息公开。这些部门自己也应该明白，越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到最后越要经受公众更加挑剔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