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要求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公开“三公”经费(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天文数字的“三公”经费不透明，其中隐藏了大量的浪费和腐败，这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如科技部等，不仅率先公布“三公”经费，为各地方政府作出表率，这次国务院更明令地方政府向中央部门看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拒不公开的任何借口。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对落实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权，对于防止腐败和浪费，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措施仍然是按照传统的上级监督下级的路子展开的。虽然地方政府迫于上级的压力，可能不得不对“三公”经费等进行公开，但这种公开是不是符合实际的“三公”消费情况？有没有隐瞒？公开的是不是假账等，都需要进一步追踪。国务院面对众多地方政府，无论从需要还是可能的角度来说，都无法一一核实。
其实，对一个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情况，最有积极性、最有能力进行监督的，还是当地公众。比如对一个城市的市民来说，每年财政支出的“盘子”就那么大，如果用于“三公”消费的多了，用于改善民生，提供其他公共产品的部分，肯定就少了。因此，对于这个城市的市民和人大代表们来说，公开“三公”经费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也无疑最愿意对此行使监督权。
此外，依靠当地的民众和人大对政府的“三公”经费进行监督，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他们最了解情况，地方官员如果想在这些方面做手脚，欺骗上级容易，欺骗他们就很不容易。
监督必须要有途径。实际上，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监督的架构和途径是现成的。一方面，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各地方政府都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大代表自然拥有监督同级政府的权利；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代表法》《人大组织法》《监督法》等法律，都明确授予了人大质询权，去年两会时，吴邦国委员长还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会使用询问、质询等监督方式”。
而从法律的角度看，用“质询”的方式监督“三公”经费，将会比简单地要求公布要有效得多。“质询”的刚性和严厉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被质询者不得回避必须作出回应答复，这正如宪法要求的“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二是对于被质询者的答复，质询者有权再评价，若不满意，被质询者需要再作答复；三是“质询”的议题，除了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通常是要通过现代传媒，向全社会公开，甚至直播，实际上等于全体公众一起质询。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监督机制下，官员要是再想玩“猫腻”，也就难上加难了。
这些年来，每当在谈到很多社会弊病长期无法解决时，舆论往往会将原因归结为机制不健全。其实很多机制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沉睡”当中，我们需要通过某种契机唤醒它在我看来，对“三公”经费进行监督，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