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主席杀死局长”，6月9日，发生在株洲档案局的一起谋杀案，这在当地官场引起震动。（新京报6月18日）
工会主席为何要杀死局长，有什么矛盾不可调解？这些矛盾是琐事还是正事？为何市委组织部几次答复都是说“这不是原则性问题”。既然不是原则性问题，为何闹到直接杀人的地步？社会上这些“忍”不下的矛盾，谁来调解？
先来看工会主席旷晖杀人动机是什么。据报道，他立下遗嘱称，杀人动机是“第一次婚姻妻离子散”、“工作受到打击迫害”、“中福在线倾家荡产”以及“请求调离无果彻底绝望”等6个原因。这六个原因完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工作、家庭、生活，几乎是一个人生命所有的全部。当一个人遭遇如此沉重打击，如果意志不很坚强，确实很容易陷入绝望境地，不能自拔。
再看矛盾的激化是什么，导火索是什么？媒体认为，调动无望或致血案。同事们认为，性格不相容是二人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局长沈柏兰向来以“为人强势”、“不太好交流”，而旷晖比较骄傲，还“比较看重名誉”。这些性格缺陷显然不利于调解矛盾、缓和矛盾、化解矛盾。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解决矛盾，就可能还会制造矛盾、增加矛盾、激化矛盾。随着矛盾的激化，一个人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增大，如果不及时休养、调整，就很容易酿造事端，发生悲剧。
然后看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是否正常运转，他们是如何调解的，对此事存不存在一定的过失。对于工会主席与局长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少部门已经知悉并作出相关处理意见，但是都小看了他们之间矛盾发展的尖锐性、复杂性、突发性以及严重性。而且在事发之前，5月24日档案局领导到旷家提醒旷父，担心闹出人命，“白发人送黑发人”。既然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为何档案局领导不及时向公安、司法、法制办等部门汇报，让他们主动介入调查调解呢？
这起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目前社会矛盾调解机制需要进一步改革，要化被动为主动实施关口前移，进一步发挥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人民调解的主动性、创造性、及时性以及有效性的积极作用。这些调解绝对不能浮在纸面上，要始终贯穿在家庭调解、组织调解以及工作调解之中。同时，也要注意充分发挥党内调解、民主生活会调解的应有作用。事实还告诉我们，进行调解不能各行其是，应该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全面解决，不留余患。 （毛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