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病人手持利斧砍死。对此,康红千医生的同事韩宝杰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与几位同事一边料理康医生的后事,一边决定,不让子女从医。(12月3日《中国青年报》)
“不让子女从医”是一种心声,更是得到教训之后的反思。但是,这真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仅仅是让自己的子女避免成为受害者,医患相不信任和相互伤害的状态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到最后,很可能只是悲剧的主角发生了变化而已。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一个医护人员能救千百个病人,而这千百个病人中有一人不满就可能伤害众多医护人员,长此以往,谁还肯送子学医?”医务工作者的心情和困惑可以理解,但在笔者看来,“不让子女从医”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有鸵鸟策略的嫌疑。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自主选择权越来越大的当下,不仅父母无法完全操控子女的命运,恐怕就连社会也无法完全限制公民个体的选择吧?
事实上,“不让子女从医”的论调,并非第一次出现。卫生部调查显示,有78.01%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医、从医。而广东省的一项调查显示,90.7%的医护人员认为“医疗行业工作风险大、压力大”,这是被调查者不建议自己子女从事该行业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医疗行业的风险与报酬不匹配”(75.2%)、“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威胁人身安全”(71%)和“医疗行业前景黯淡”(35.1%)等。也就是说,本则新闻中的“不让子女从医”的选择,很可能是极端事件让医护人员情绪的再次爆发。
反过来可以说,医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救治的时候了。不过,仅仅把原因归结为患者的非理性,显然难以让人接受。就笔者的观点,要想避免医患相互伤害,当前最为紧要的,是消除医患双方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
面对频繁上演的伤医、杀医悲剧,其实政府、医生、病人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深刻反思。医患矛盾恶化到如今的地步,我们既是受害者,往往又都是参与者。回首30年前,没有多少医生说自己太辛苦、收入太低,也没有多少病人抱怨看病难、医生没医德,医生不用解释拿没拿回扣,病人对医生满怀信任和感激。
这种医患的和谐,取决于相互信任,更取决于制度的支持,但反观当下,医患双方非制度化生存成为现实。所谓非制度化生存,一般认为是指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归结到一点就是,患者和医生都不相信制度是可以依赖和有效执行的,由此也就抛弃了正常的规则和法治解决渠道。
就笔者的看法,要修复信任关系,只有重建制度化的信任和互动,才能达到目的。道理很简单,真正能够推动促进医患相互信任的制度建设,只有一个选择,让患者和医生都相信制度是由值得信赖的人制定与执行。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患间产生某些难以预见的矛盾和纠纷在所难免,但只要医患双方都有正确的认识与态度,是完全可以和谐相处的。患者不会一遇到问题马上站到医生的对立面,不理解、不信服医生的工作,医生也不会一味地把问题推给患者,这才是理性的立场,这也是修复信任的关键,更是阻止“不让子女从医”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最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