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并非要求对“王烁们”单独盯紧，而只是提出了要求更加公平的底线诉求。
5月15日晚，“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因开车和对方发生纠纷并动手打人，被打者是北京某报女记者及其丈夫。昨天上午，当事人表示，王烁在电话中道歉，双方和解。她说整个道歉过程王烁仅说了一句话，“这件事我做得不对，对不起。”
这虽然看上去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事件，却成了新闻，因为涉嫌打人者王烁有“京城四少”的特殊身份，以及此人曾之前屡屡惹出事端而备受关注。实际上，2011年，王烁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公诉至东城区法院。那么，这个有前科的“京城四少”为何再生事端？而当初案件究竟判决结果如何，时至今日也欠缺公众一个清晰交代。
这些年来有关所谓“某二代”的违法案例接连不断，虽然不可就此视为对整个相关群体的堕落标签，但其警醒意义恐怕也决不能止于个案层面。某歌唱家之子的恶性事件发生没有多久，但显然没有成为王烁的前车之鉴，恐怕王烁对自己曾经犯下的前科也难称吸取了教训。
巴尔扎克曾经有一句戏言：“我希望不久就非常出名，非常受欢迎，非常有名；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社交场合中放个屁都不要紧了，人们会认为这再自然不过了。”如果有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被赋予的先天资源，而社会乃至法律也对此无法提供足够的外部约束力，就容易形成更强烈的暗示，让王烁们自以为没有什么边界是不可逾越的。
公众并非要求对“王烁们”单独盯紧，而只是提出了要求更公平的底线诉求。“公子”不能变“公害”，如果对于屡屡发生的“恶行”没有惩戒和约束，社会公正又从何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