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来，重庆多条线路的公交车身上出现了“重庆42℃，利川24℃”“我靠重庆，凉城利川”“热！到利川凉快去！”等广告语，以此推介利川旅游资源。利川市旅游局局长孙福民随后表示，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本报今日17版报道）
“我靠重庆”是不是最牛的车身广告，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其延伸含义才是关注的重点。结合此前的“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宣传语，可以说，“我靠重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诱因和群体心理作为支撑，其中又夹杂着对舆论学、公众行为的巧妙掌控。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的意义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正确传达的。我们常常会为自己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苦恼，这说明我们发出的符号并没有正确传达我们本来的意图。就“我靠重庆”来说，这种“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的观点，就足以说明，“我靠重庆”恰恰利用了这种传播的模糊性，甚至是有意为之，是在故意混淆和突破界限的前提下，达到了争议性的效果。
但显然“我靠重庆”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学课题，而是一个利益学课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充满了投机和算计的一场精心策划和造势。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在泛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冷静审视之。
就笔者的观点，“我靠重庆”隐藏着精明的算计心理。说穿了，“我靠重庆”是对公众注意力的一次极力争夺，是对公众的“算计”，落脚点是旅游利益的攫取。众所周知，注意力经济是指最大限度吸引用户或消费者的注意力。在这种经济状态中，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大众的注意力。谁要想拥有广大的市场，谁就必须争夺到大量的注意力。根据这样的逻辑，“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的观点便得到了实现。
但是，问题绝对不是如此简单，如果对注意力经济的强调过度的话，忽视了对吸引注意力的道德评价和精神意义，恐怕就会导致对注意力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尊重，甚至会产生反社会文明的尴尬效果。道理很简单，任何广告不仅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人们的道德标准，而且还应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广告作为沟通的艺术，沟通的不单是来自产品功能利益的主张，更是来自某种深层文化心理的认同。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靠重庆”有何伦理和文明的价值呢？除了恶俗之外，恐怕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攫取欲望了吧？这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吗？
应引起社会反思的是，“我靠重庆”背后的泛功利化困境何以消解，否则，即使今天制止了“我靠重庆”，明天恐怕有关方面会弄出更倒人胃口的庸俗之作。
